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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诅咒的龙椅——三重角度看“洪宪”
2016-12-26 15:23:33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内阁成员一起到总统府去向袁世凯祝贺。这位当选的皇帝回答说:“我宁愿接受安慰而不是祝贺,因为我正在为公务而放弃了我个人的自由和我子孙的自由。我觉得到我的河南老家的庄园悠闲地务农和钓鱼,比在这儿经常为国事争斗愉快得多。”

有一个总长建议应该为袁世凯新的升迁举行盛大的庆祝,袁世凯回答说:“目前最好不要考虑什么庆祝大典和光荣,而要专心工作、工作、再工作。应该使我的政府臻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光荣最后终将到来,如果人为地制造光荣,那么这种光荣必将是短暂的。”

——保罗·芮恩施,民初曾任美国驻华公使(1913~1919年),选自其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初,号称“报界之奇才”的名记者黄远庸(1884~1915年)对他便有过一番精到的论断。

在黄看来,袁氏长处有五:“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擢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然其不足更多,一言以蔽之,作为一名“新智识与道德”皆不具备的旧官僚,袁倘不与时俱进,“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其实黄之论断,当是基于一种深厚的共识:世界大势已是民主共和,袁氏若逆流而动,一心欲问鼎紫禁城中的龙椅,身败名裂乃唯一结局。

1916年“洪宪复辟”的脆败,恰可视作此番政治预言的应验。

“失道”之罪魁

1915年初,北京城已弥漫着复辟的气息。1月底,民国政府授予各级官员“上、中、少卿、大夫”等名衔。满朝文武皆以此为荣,弹冠相庆,欢宴不已,很多人将授衔喜报高悬家中,竞相夸示。此等景象,令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青年吴宓大惑不解,“日来中日交涉,益见侵迫。当局只以爵赏虚恩,牢笼多士。而举世亦互相颠倒,沉沦于醉梦之中”。

险些将吴宓“雷倒”之事接踵而至,他一位同学的兄长,居然上书政府请求恢复科举制度。思想新潮的吴宓忍不住讥讽道:“如此类者,宁非怪异?满清之亡,亡于官吏,官吏岂民国之福哉?”

至当年9月6日,袁世凯发表《对于变更国体之宣言》。久已传闻之事,终于坐实,青年学子们反应更加激烈。如武昌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朱峙三目睹旧文人、新官僚们纷纷上书劝进,“中杂许多卑劣肉麻之语”,不禁慨叹“伤哉!文人无行也”。朱与同学谈论此事,都认为袁世凯其人其行与三国之曹操无异。到了年底,学生们听闻“县公署候省署电报,报北京登极大典事”,大家“相与叹息久之”。朱峙三私下写道:

“孙文为造成民国之人,袁氏为恢复帝国之人。两人非凡人,但期望以后百姓不遭殃耳!日本二十一条,袁氏轻俏接受。甚矣!视天下为私物,以人民为牺牲品矣。”

与千里之外空发感慨的朱峙三相比,人在京师的吴宓心中之苦痛更为剧烈。他和清华同学们都担心帝制恢复后,将“常使幼稚愚暗之国民,永远欣慕专制之毒鸩,共和再建,愈增困难。我国民百世而下,沉沦奴劫,返顾若辈之肉,其足食乎?”

为何芸芸大众对于复辟反应漠然,甚或有趋从之心?吴宓认为根源仍在国人之思想未能启蒙,智识仍要发展,“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不然者,虽有良法美意,更得人而理,亦无救于危亡”。吴宓的这些反思,已大体接近日后新文化运动骨干们的主张。

此时此刻,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领袖之一胡适仍在美国留学。他听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即应美国《外观报》之邀,写下短评《中国与民主》,试图从学理上驳斥复辟之说。在胡看来,袁世凯大可不必故弄玄虚,重启帝制,因为“按照现行宪法,可以保险地说,中华共和国总统所拥有之权力,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凯撒和沙皇大得多”。既然民国大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签署法律、宣战缔和、任免官员、赦免减刑、兼任军队总司令,乃至接见各国大使、与外国签约,“在这长长的政府权利单上,一个君主头衔还能在其上再添加些什么呢?”一向温和的胡适甚至正告袁世凯: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学斌

文史作家,出版《大漠荒芜》《别样风流》《民国底气》《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等著作多部,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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