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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改革方案的夭折
2016-09-02 17:17:59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美国人蒲安臣即将离任归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恭亲王颇为不舍地问道:“你是不是非离开我们不可?是不是奉贵政府命返国?”

  蒲答:“我是暂时返国。”他随即举杯与恭王共饮,然后缓缓地说:“也许在我离京期间,我也能替你工作,如同我在京一样。”

  恭王若有所思道:“我们要感谢你的地方太多了。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赫德,事情就好办多了!”

  赫德是谁?为何向来自恃甚高的恭王对其竟如此青睐?

 “咱们的赫德”

  不妨先将历史的镜头切换至四年前的平安夜,这一天,尚未到而立之年的北爱尔兰人赫德在向上帝感恩之余,于日记里写道:“我的生活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29岁不到,就成为机构首脑,这个机构在中国这个排他性的土地上,向世界各国征收近300万税款,它的地位既易招致毁谤中伤,却也可以用于促进公共福祉。”要知道,就在1854年来华时,赫德还仅仅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广州英国领事馆的小翻译。然而他成功“抓住了幸运女神的衣裙”,用不足九年光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登上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

  一个毫无过硬背景的英国年轻人,居然跻身清廷显要职位,其必有过人之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一张张如同枷锁般的不平等条约所紧缚,政治、经济、文化命脉皆受他人控扼。虽然昔日的“夷人”“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 然对于彼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些日渐涌入的西方人之中,能被称作“朋友”的,实在寥寥无几。赫德却是个例外中的例外。他不仅顺利进入清政府高层,且被恭亲王等人唤作“咱们的赫德”,成为达官贵人们颇为信任、引为知己的洋朋友。因为赫德明白,要打开进入清政府的渠道,至关重要的便是理解甚至深谙中国的文化习惯及民族感情。

  经过适应与观察,他逐渐懂得,在日常做人方面, 中国人采取的是圆融到几乎360度无棱角的方式,隐藏个性,不露声色,也就是儒家所讲求的“中庸之道”。是故保持“中庸之道”,用心结友,从不树敌,成了赫氏借以侧身清廷权力阶梯的法宝。他时时注意谦逊谨慎,既不去触犯“天意”,也不会得罪“官爷”,更不致惹怒“土豪”。他甚至领悟到“中国的官员就像中国赶大车的人”,“如果这条路不通,没有关系,走另一条路”! 按此思路,他终于练就了一套“迂回”式曲折前行的看家本领,无怪乎连恭王都评价他“为人谨慎圆通,又富经验”。而恰恰是这张高鼻梁、蓝眼睛的典型洋面孔,却散发出独特的中国气质,令总理衙门各位重臣都舍不得让其离开左右。为了便于随时咨询。1865年9月,朝廷命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如此一来,既便于赫德与其上司总理衙门的日常沟通,更利于其与各国驻华使馆尤其是与母国英国的联系。时任英驻华公使卜鲁斯评价赫德“能够接近恭亲王”,是“由于他的机敏、善意和谦逊”,毫无疑问地成为英国广泛施展对华影响的不二人选。

  《剑桥中国晚清史》曾这么概括赫德在晚清政府中的角色:“首先他是作为海关机构的全权管理者,其次是作为按总理衙门指令行事的雇员,第三是作为英帝国在各通商口岸处于领导地位时期的英国人。”换言之,即使恭王等人再怎么青睐赫德,但他们心中始终明白:“咱们的赫德”毕竟终归是“英国人的赫德”,故“天朝”所给予他的,更多的只是能够施展政治影响力的“客卿”地位。赫德也时常感觉手中的权力“既威严又脆弱,它可以统治一个大陆”,也可以“最终被一阵窃窃私语吹倒”,就好比西太后收拾恭亲王那样。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学斌

文史作家,出版《大漠荒芜》《别样风流》《民国底气》《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等著作多部,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