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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内总管的伏法之路:清末安德海案及权争
2016-09-02 17:15:17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同治八年(1869年),本应是晚清洋务新政期间一个不起眼的年份。这一年,发捻余部已渐被剿灭殆尽,左宗棠在西北战场势如破竹,不时出现的各地教案皆无碍大局,福建船政局研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首次试航下水。好像一切都在预示当年是“无风无雨也无晴”。

  但就在入秋之际,山东突然传来一则重磅的爆点要闻:巡抚丁宝桢将大内总管——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就地正法!此讯一出,竟引来朝野内外一片赞誉声。为何区区一个省部级官员敢于“太后头顶动刀”?又为何此事件会令几乎各派势力交口称颂?打掉大内总管这只大老虎的背后究竟隐含怎样之玄机?

  祖制上的缺口

  终清一代,鉴于历代阉党擅权之教训,统治者对于宦官问题,一直极为警惕。宦官,也叫太监,历代又有寺人、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别称。宦官制度代代相沿,寄生于数千年之世袭皇权之上且日益畸形蜕变。远在周朝,宦官便已出现。降至秦朝,便已出现史上最早的宦官专权局面。自东汉始,宫廷才“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其后汉、唐两朝宦祸连绵惨烈,“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来,人尽知之矣。”明朝肇建,朱元璋召集群臣,制定刑法,严禁宦官专权、预政典兵,并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铸成铁牌,悬于宫门,表达不得重用宦官之决心。然太祖甫一撒手人寰,宦官们的春天便不期而至。说到底,实乃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在夺取帝位之时深得宦官的大力支持,即位后又遭故旧重臣之排拒,故其愈发依赖甚或宠幸宦官,给予他们出使、专征、监军、刺探等大权。之后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等人专权腐化,至明末宦官魏忠贤更是专断国政,遍植私党,宦祸可谓达于极点。因而《明史·阉党传》评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其去汉、唐何远哉!”日本学者寺尾善雄认为明代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实不为过。

  宦官得以擅权,最为关键一点是权力斗争之需。正因权力之巅不胜寒,帝王时常对身边的将相王侯,甚至兄弟、子女、妻妾、外戚皆无法完全信任。相比之下,宦官“无后”、位卑身贱、见识不高、威胁较小。因此宦官成为帝王或皇室监控他人或进行政争之工具。一言以蔽之,每当传统政治结构出现问题之时,如宫廷斗争、君臣不和、帝弱后强、主少国疑等情形,那么太监则往往充当隐秘而重要的角色,分享甚至僭越皇权。

  清朝入关,沿袭明制,额定宫中太监千余名,归属内务府管理,后数目陆续增加,最多时超过三千人。顺治帝有感“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之故事,严防宦官专权干政。在一次朝堂议事会上,专门讨论太监管理问题,顺治认为“此等小人只可供洒扫之役,不可援为心腹而亲近之”。不久,一套严格约束宦官的规矩明文颁布:

  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许假弟侄名色置买田产,从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

  两年后,顺治帝又命工部将严禁太监干政的上谕铸成铁牌立于宫内交泰殿门前,以示警戒。

  即使如此,顺治朝仍发生太监越权案件。顺治十一年(1654年),宦官吴良辅等以内务府事务繁多,须分设机构办理为由,奏请设立十三衙门。顺治帝虽批准设立,但从未放松对宦官的警惕与防范。他常说:“朕稽考官制,唐、虞、夏、商未用寺人,周始具其职,秦汉以后,典兵干政,流祸无穷。”不出其所料,吴良辅以十三衙门为大本营,广招党类,恣意妄行,“内外各衙门事务,任意把持”,“权势震于中外,以窃威福”。顺治以迅雷手段将其处死。康熙即位后便下令裁撤十三衙门,后设立“敬事房”,隶属内务府,掌管宫内太监事务。此外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还确定太监官制品级:定总管为四品,副总管为六品,随侍首领为七品,宫殿首领为八品。乾隆七年(1742年),规定宫中则例:“凡宫内等处太监官职,从现今四品为定,再不加至三品、二品以至头品。”从此,太监官职最高四品,遂成定制,永以为例,以后皇帝,传为家法。如此一来,一个太监纵使再有能耐,熬到头顶多也不过是个副局级,绝难染指中枢大权,势必有利于约束其对朝政的影响力。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学斌

文史作家,出版《大漠荒芜》《别样风流》《民国底气》《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等著作多部,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