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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官场地震之大佬的黄昏(二)
2016-08-22 14:29:05作者:王学斌 来源:中国经营网

   同床异梦
   7月8日,曾国藩抵天津,当即发布告示,晓谕士民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与此同时,在崇厚的几番劝说下,曾氏勉强答应将天津道周家勋撤职,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二员即行革职,请旨饬交刑部治罪,以示惩儆。如此,除了崇厚,天津的领导班子被一撸到底,悉数落马。依照曾的本意,张、刘二人平时公正清廉,算是良吏,如此以替罪羊的方式来向洋人示好,实在有辱斯文。再者若真正逐一问责,彼时教案的最高责任者毫无疑问是崇厚,绝非道、府、县三级官员,倘秉公处置,崇氏须负主要责任,地方官吏顶多算协从之罪。然而崇厚头顶有恭王这层保护伞,且又肩负赴法之命,曾也奈他不何,唯有哑巴吃黄连,默默生闷气。
   也正因是非对错念头于心中不断交战,奏折刚一发出,曾即后悔了。他对幕僚吐槽:“崇厚驻天津近十年,调停于民教之间,人颇讥之。事变之后,崇公出示解散,有严禁聚众滋事之语,由是怨声载道”。而自己心头一软,答应处置本地官吏,“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不出所料,据说“清议方面,则深病国藩不能一味强硬,完全拒绝法人要求。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国藩官爵匾额,本湘人视为与有荣焉者,悉被击毁。知交中腾书责难者甚夥”。最最爱惜羽毛之人,却执行最最容易玷污清誉之事,似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与悖论了。
   更让曾氏揪心之事还在后头。曾、崇二人于21日递上一份汇报案情的报告,其中仔细分析了五条天津士民之所以积疑成愤的原因:教堂终日闭门不开,莫能窥则,其可疑者一;中国之民到仁慈堂治病,恒久留不出,其可疑者二;仁慈堂死尸,有洗尸封眼之事,其可疑者三;仁慈堂所以病人,虽亲属在内,不得相见,其可疑者四;堂中掩埋死人,有一棺而两三尸者,其可疑者五。“百姓积此五疑,众怒遂不可遏”。故曾希望朝廷明降谕旨,将此情形布告天下,雪洋人之冤,释众人之惑。然而不知是恭王诸人有意删改,还是崇厚暗做手脚,在朝廷对外公开时,这五点可疑之处被完全略掉,于是曾国藩的奏折通篇都在替洋人说话,一时舆论哗然。曾自然有口难辩,慨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处理教案问题上,曾、崇二人皆希望力保和局,不轻启衅端。但二人目的却迥然不同,曾是欲图顾全大局,实现还洋人清白与给百姓交代两不误。而崇更多考虑取悦洋人,不惜付出一些较重的代价,也要达到息事宁人的结果。难怪李鸿章指责其“平日谄媚彼族过甚,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触机一发,遂不可制。否则,传谣已久,何不出示谕禁?何不派兵弹压?盖不为民所畏信耳”。而远在湖南的郭嵩焘从曾纪泽处了解到天津官场大致情形后,“始知崇地山(崇厚)之奸险。湘乡(曾国藩)于洋务亦具有苦心矣”。
   曾、崇二人虽共处津门办案,不过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罢了。
   一波三折
   遇到“猪一样的队友”,曾国藩心情大坏,身体更每况愈下,导致病情加重,25日办公时竟呕吐不止,“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暂时无法理政。急于结案的崇厚,于是奏请再派重臣来津办案。清廷之反应甚快,26日便指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协同办案,同时谕令工部尚书毛昶熙赴津会办。
   丁、毛二人抵津,从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缓解曾氏身上之重担,但案件进展依旧缓慢。法国公使罗淑亚心知本国政府正忙于同普鲁士开战,根本无瑕顾及教案事宜,但他自忖清廷信息闭塞,故与他国形成攻守同盟,依旧摆出一副强硬态势,声称必须处决天津知府、知县及天津提督陈国瑞(此君自始至终未参与教案,可谓典型的躺枪)三人,赔恤银两数百万,惩治凶手必须三四百名,并且今后驻兵津沽由清廷出纳兵费。这些要求自然远远超出了曾国藩的心理承受底线,他只能一边审案,一边与罗淑亚等公使软磨硬泡。而在另一边,总理衙门天天催促结案,曾夹在当中,如小媳妇般叫苦不迭,“天津之事,总署催余缉拿正凶,提解府县,一日一函,迫于星火”。案件“虽系混星子起事,及至事后即平民亦与誓同生死,竟有牢不可解之势”,已抓到的犯人,彼此互相串供,没抓到的犯人,家家户户帮他们藏匿,“所拿之犯坚不认供,无可如何,极为棘手。见讥清议姑置不论,目下实难交卷”。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两件事情打破了这种胶着态势,一是普法战争的消息已传到国内,法使罗淑亚担心清廷因此事态度转为强硬,故自己不再坚持之前的一些过分要求。二是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横遭刺杀身亡,即晚清著名的“刺马案”(此案对于晚清政局尤其是派系势力分野影响尤大,笔者将另外撰文详述)。此事件引发官场一系列调整,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其爱徒李鸿章执掌直隶,丁日昌火速返苏暂理大局。熟谙洋务的李氏北上,确有助于打开局面。
   不过在李氏抵任之前,曾国藩又遭遇一场“无间道”事件。他7月底总署寄来的密件竟然被外国使节获得,他们拿着此文件又在府衙大闹一通,“反谓中国不以诚信相待,讥讪揶揄,令人发指”。曾在写着恭王的信中分析,此密件只寄给四位高官,自己与毛昶熙就在天津,第一时间便收到,此外李鸿章也亲自收到,应不会泄漏。只是崇厚于密谕发布两天前离津,“钉封交商署幕僚陈道翰芬转寄行次,不识地山宫保果于何日奉到?”行文至此,曾欲言又止,未再深言。
   最终,教案历时四个多月,终在当年10月22日结束。清廷付出的代价堪称沉重:罢免天津道周家勋,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流放黑龙江,正法罪犯18人,充军25人,赔偿损失50万两。马士曾如此评价天津教案:“半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族怨恨,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基于宗教偏见,部分基于迷信,部分基于轻信谣言,所有这些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焦点,并且这种上长着的纷扰于三小时的杀人、放火和抢劫中达到极点”。这场极端的中外冲突,连带引发了津门官场的大地震,当地整个领导班子成员全军覆灭,甚至波及部分朝廷大员。虽说曾国藩未受牵连,全身而退。然他苦心经营一生的清誉因这短短的三个小时毁于一旦。
   无可奈何花落去,夕阳西下几时回?大佬终将步入黄昏。
   不解之疑
   在处理教案过程中,除了崇厚,曾国藩便与恭王联络最多。三个多月,其几乎日日与恭王函牍往来。不过曾其实一直对恭王及军机处成员评价不高,同治八年夏天曾进京面圣归来,对幕僚讲道:“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办案期间,对于军机处有意删去自己奏折内容,曾氏私下亦颇有腹诽:“前二疏前段为外人辩诬,后段尚有五可疑之说,叙津人肇衅之故。政府但欲吾为外人出头辨雪,遂将后段删去方始发抄,致成一面之言,吾之得谤,有由然也。”其亲信赵烈文更是认为“恭邸以姬公(周公旦)之地位,顾居心始终不外一巧宦,师之谤如浮云翳日,不久自退。烈所虑者,政地若此,非国家之福,不能不为隐忧。”曾虽未接过话茬,想必心中亦暗自默认。
   当然,最令曾国藩疑惑的是,案件处理过半之际,普法战争爆发的消息已在官场传开,甚至连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也听闻“法兰西与布洛斯构兵,法国主路易非斯为布所掳”。曾氏在致恭王信中,数次提及此事,“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建议其能借此良机,调整对策,扭转不利局面。然而恭王却未置可否,毫无回应。此举令曾国藩颇为疑惑,甚或加重了对这位王爷的失望之情。
   然而,从未供职枢桓、预闻军机的曾国藩,估计怎么也想不到,津门地震之同时,朝堂之内也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权力博弈。较之曾氏的焦头烂额,恭王则称得上惊心动魄了。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王学斌

文史作家,出版《大漠荒芜》《别样风流》《民国底气》《教我如何不想他》《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等著作多部,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