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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当前形势与96-00年颇为相似,回顾20年前的中国如何"破茧重生"
2016-08-19 10:39:32 来源:泽平宏观

  (2)4万亿刺激计划在当时的国内外背景下出台是正常之举,问题在于重启“银政”(国有银行和地方政府)、“银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联系,且出手过快过重。过去十多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一直是推动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但2009年为了短期强刺激政策目标,在行政干预放贷面前出现机制倒退,这为后面的政府隐性担保泛滥、道德风险、产能过剩、财政金融风险、无风险利率过高等埋下隐患。

  (3)由于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资源错配,金融风险和隐性失业加剧。大量金融资源配置到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领域国企和房地产,而这些领域的相当一部分已越来越难以创造现金流,不得不靠负债维持,酝酿金融风险和隐性失业。

  (4)去产能和去杠杆进展缓慢,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为了防止短期经济过快下滑,在每次触及底线时应出台稳增长措施。但每一次稳增长拉动的主要是基建和重化工业,造成了维持落后产能和延缓市场出清的负面效果,而这又由于防风险而不得不为。

  (5)当前经济形势与1996-2000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同。1996-2000年长期潜在增长率没有大的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关键期,未来结构调整成功,构筑的将是中速增长平台,我们估计在5%左右,但增长的质量将提升,新5%比旧8%好。

  政策启示:供给侧改革是唯一出路

  由于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而非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此政策的应对主要是结构改革,而非大规模刺激。改革是唯一出路,刺激是最大风险。面对经济寻底下行应在保持定力、守住底线的前提下,通过推动改革培育新增长动力和构筑新增长平台。

  现阶段我国同时面临抓改革、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保就业、守底线等多个政策任务,根据“丁伯根法则”,需要几个独立、有效的政策协同配合,政策工具及其搭配组合可借鉴1999年的成功经验。

  (1)当前可考虑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的方式稳增长。稳增长十分必要,主要是为了防风险、保就业以及为主动改革赢得时间,而不是为了被动等待周期复苏或外部环境改善。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通过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来稳增长是事权错配,未来应通过中央政府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和配套政策性金融机构融资的方式实施,并避免对商业银行正常放贷行为的干预。

  (2)实施大规模大范围大力度的减税,提振企业信心,引导市场预期。投资刺激等短期政策只有短期效果,减税、放松管制等长期政策将产生巨大的长期效果。国之根本是企业活力,经济转型阵痛期政府通过减税让利放水养鱼,有利于微观企业和居民休养生息。推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低跟居民消费升级和刚性相关的品类的消费税税率,允许企业将创新相关投入在企业所得税中进行一定扣除,下调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增值税税率,完善出口退税。

  (3)采取市场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体制内部分过剩产能的市场出清。当前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出清面临体制性障碍,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由于地方保护、政府信用背书、银行不愿不良贷款显性化等因素,产能过剩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等体制内的领域难以进行市场出清,表现为每次风险显露时均以“刚性兑付”解决,产能过剩企业沦为“僵尸企业”,酝酿金融风险和隐性失业。对体制内的领域,应市场和行政手段相结合以强制出清。同时,允许不良贷款的显性化,提高对经济短期下行的容忍度,做好风险隔离和缓释,完善失业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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