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首页>任泽平
任泽平:当前形势与96-00年颇为相似,回顾20年前的中国如何"破茧重生"
2016-08-19 10:39:32 来源:泽平宏观

  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控制货币发行、严禁违规拆借资金、提高利率、制止乱集资、严控信贷规模等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16条措施”,经济过热压力得到缓解。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议》,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若干重大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1993年设立国家经贸委,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旨推动国企改革。1994年初,中央政府出台了财税、金融、外汇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包括:分税制;设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分离,对金融机构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人民币深度贬值。

  在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双重作用下,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GDP增速10%,CPI增速8.3%,M2增速25.9%。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我国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经过1998年3季至1999年1季度短期回升之后,经济增速再度回落,并探出新低,1999年4季度GDP增速降至6.1%,甚至低于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1998年2季度的6.8%。

  各类风险凸显:

  (1)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基本是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当时国企对经济增长、利润和就业的贡献大幅下降。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78.5%降至1997年的26.5%;在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72%降至1996年的34.4%;1994-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占比从50.5%降至29.3%,在一些竞争性行业甚至出现了全面亏损。与国有经济的困境相反,非国有经济(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快速成长,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96年非国有经济在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比为71.5%,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5.6%。

  (2)产能过剩严重,陷入通缩-债务循环,显性和隐性失业率上升。

  (3)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已技术破产,金融风险加剧。由于产权约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行政干预、国企亏损等因素,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剧增,不良资产率甚至高于危机国家。根据当时较低的会计标准,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30%左右,已经技术上破产。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率更高,有些地方和部门擅自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随着1997年整顿金融秩序,银行收紧信贷,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和通缩风险。

  原因和政策争论:外部性和周期性还是体制性和结构性?

  当时经济低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经过1992-1996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积累了大量低效产能和过度杠杆。但是,虽然宏观政策持续收紧,由于体制性障碍,去产能和去杠杆一直进展缓慢,落后产能得以维持,企业库存高企。

  1996-2000年经济困难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实质上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市场本该周期性出清却由于体制性障碍难以实现,去产能和去杠杆无法展开,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攀升。可以推断,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也会暴露出来。

  当时的结构性问题是指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大量产能集中在低端同质产品供给领域,满足消费和出口升级的高端优质产品供给匮乏,金融资源浪费在“低效产能-被动库存”循环上。

  当时的体制性问题是指市场经济的宏观架构和微观基础不完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长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投资饥渴症,政府对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国有企业的现代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对不同所有制的融资主体存在“身份歧视”,信用资源倾向于配置到低效、亏损的国有部门,沦为“第二财政”补贴。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和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导致巨额社会金融债权悬空,酝酿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