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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保皇”
2018-04-14 08:48:19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羽戈

戊戌年的康有为,头顶一大罪名,曰“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七个字的出处,一般归结于一个叫文悌的满族官员笔下。1898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日),此时戊戌变法已经开幕,时任湖广道监察御史的文悌上疏弹劾康有为,从《孔子改制考》一路批到保国会,称康有为“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天天向路人吆喝:“中国必亡,必亡!”这一幕固然夸大其词,不过结合汪大燮致汪康年信中提到康有为在保国会演讲“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可知亦非捕风捉影,凿空投隙。结论是,康有为种种言行,“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奏疏里面,文悌还写道,他曾劝康有为“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这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渊源。

还有一种说法。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申报》(1898年10月30日)刊出《缕记保国会逆迹》一文,其中引用了乔树楠致梁启超一封旧信。乔树楠听说自己名列保国会并刊于《国闻报》,大为不满,当时他去参会,本以为只是茶会,“实未闻贤师弟道及保国会三字”,从而痛斥康梁此举“欲以愚人,其实自愚之甚”。信中又云:“又闻人言,贤师弟立会宗旨,但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则明确记载了“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口号。按黄彰健先生考证,乔树楠写此信,应在1898年4月25、26日(农历闰三月二十五、六日)之间,比文悌上疏还早两个多月呢。不过对于此信的真实度,恕我“于不疑处有疑”。《缕记保国会逆迹》作于戊戌政变之后,属于标准的马后炮、秋后算账,如“逆首康有为”云云,已经把康有为等打入另册,追加之罪,何患无辞,其所援引的证据,理当审慎对待。

话说回来,不管谁第一个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不管于何时指控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七字罪名,施与其人,一点都不冤枉。戊戌年前他作为革命派,“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眼中并无大清分毫。投身改革之后,若按他设计的激进政治路线,一来未必能保住大清,譬如文悌弹劾康有为,把变法比作修缮破屋子,称康有为的方法为“三五喜事之徒,运以重椎,絙以巨索,邪许一声,曳之倾仆,而曰非此不能捷速”,结果直接把屋子推倒了;二来纵使保住了大清,康有为作为变法第一功臣,加之其政治野心,必将独揽大权——黄彰健考证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指出其有志于国家元首,甚至谈到篡位的可能——这样的大清,在一些人看来,到底是爱新觉罗氏的大清呢,还是康有为的大清,若为后者,其实正接近“保中国不保大清”。

关于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缘起、转变等,在黄彰健等人的考论之下,已经几无疑义,我之所述,无非拾人牙慧。好在这只是铺垫。我要谈的重心是康有为的后半生,如果以戊戌年为界限,此前他的政治立场可总结为“保中国不保大清”,此后则一退再退,终而反转,一头扎向“保大清不保中国”的深渊或幻象。这中间的千回百转,恰恰呼应了时代脉搏的此起彼伏。

对康有为而言,在中国与大清之间,还有一重因素或跳板:皇帝。这里的皇帝,首先指光绪。康有为从革命转向改革,光绪的恩遇,应是最关键的起因。变法失败,他逃亡海外,所打出的鲜明旗帜,便是保皇。皇者,光绪也。除了要利用光绪的号召力,这也充分呈现了康有为的政治忠诚。然而从另一面来讲,此举极具争议,如茅海建所言,康有为名为保皇,实则害皇,他在宣传光绪圣明、贤明的同时,大加攻击慈禧太后,称其为“淫后”,“西后于同治则为生母,于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甚至向外国媒体表示,光绪不满于慈禧——这纵使是实情,却不宜曝光,因为当时光绪已经被慈禧所囚禁,二人关系有如冰炭,康有为越是夸光绪,越不利于光绪,遑论去宣扬皇帝对太后的怨恨,这简直要把光绪往火坑与地狱里面推。所以有人批评康有为政治幼稚,有人则痛斥其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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