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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相与权臣
2017-07-08 10:33:54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羽戈

王闿运有一本书,名字非常霸气,叫《王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这本书的命名者并非王闿运本人,而是他的弟子陈兆奎;第二,其主题并非王图霸业,而是王闿运晚年主持衡阳东洲船山书院期间,平日与学生答问,被陈兆奎择要记下,模仿郑玄的《郑志》(《后汉书》云“门生相与撰玄答弟子,依《沦语》作《郑志》八篇”),名曰《王志》,王者,仅仅是一种姓氏。当然,倘若结合书中内容,如“论时事”“论治道”“论儒吏”“论民议君宪”等,这个王,未尝不可引申为王霸之意。
    《论道咸以来事》即书中一篇。此文仅十条,不足三千字,然而重若千钧,诠释开来,足抵半部晚清史。第一条前半段云: 
    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庭,皆世所诋訾者。其扼之由祁、倭两文端,皆时所宗敬者。胡文忠得行其志,内有文孔修主之,直以典试同罪,后俱起用,极力为之道地。文亦穆党,赞成大功,因公济私,殆有天意。 
    曾侯即曾国藩,穆鹤舫即穆彰阿,肃豫庭即肃顺,祁、倭两文端分别指祁寯藻和倭仁,胡文忠即胡林翼,文孔修即文庆,俱是晚清政坛大佬,举手投足之间,关系国运盛衰、天下兴亡。这四句话的大意是,曾国藩由穆彰阿提拔,肃顺重用,却受阻于祁寯藻和倭仁,在时人眼里,前二位都是大坏蛋,后二位都是大好人;胡林翼能遂凌云之志,有赖文庆在中枢支撑,文庆与曾国藩一样,皆属穆彰阿一党。对此种种纠结,王闿运觉得无解,只好归之于“天意”。
    王闿运不仅是大儒,还是通人。可惜连他这样的人物,都严重受困于时代与世俗之见。穆彰阿名声不佳,却未必不能做好事、正事,祁寯藻名声极佳,却未必不能做坏事、错事,不管论世还是说理,人与事必须得分开。有人说过,这世上根本没有好人与坏人,只有做过好事的人与做过坏事的人。此言最适合用来剖解人事不分的迷障。
    退一步讲,时代与世俗赋予一个人的名声,有时正是一种偏见,或者基于权力的改篡,或者基于文化的涂抹。拿王闿运曾经的府主肃顺来说,由于肃顺是慈禧太后的政敌,二人之间,誓不两立,所以慈禧当政,肃顺自当被打入另册,千夫所指,万人所唾。然而,肃顺的格局与才具,在晚清的满族人中,绝对一流。王闿运便一直为肃顺打抱不平,曾说出“清亡于杀肃顺”这样的重话。
    再说穆彰阿。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大抵属于反动之列。肃顺的政敌是慈禧,穆彰阿的政敌则是林则徐。当历史潮流由林则徐所引导,穆彰阿必将沦为时代的阻力。诸如贪腐、专权等,一一扣在他的头上,百余年来无法解脱。在此,不妨对比一下嘉庆上台之后查办和珅与咸丰上台之后查办穆彰阿的情形:嘉庆硬生生给和珅颁布了二十条罪状,咸丰将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罪名则是“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再加上“倾排异己”“伪言荧惑”等,熟悉中国政治语言的朋友自能判断这些汉字的虚实。要言之,穆彰阿专权,毋庸置疑,至于贪腐,若如王闿运所云“道光末,穆相最为贪黩”,罪状则当大书特书,而不会只字不提。
    穆彰阿绝非大贪官,并未给子孙遗留万贯家财,其死后不到十年,家境已经败落,令前去拜访的曾国藩感伤不已,足为反证。与其相应,肃顺亦非大贪官。他被打倒之后,查抄家产,总计不过二十万两,这在清朝是什么水平呢?算起来,只有和珅家产的五百分之一,恭亲王奕    家产的十五分之一。当时曹毓瑛负责拟定罪状,“思索竟日,周讷无词”,实在无法从贪腐着墨,只得另辟蹊径。
    王闿运《论道咸以来事》第三条谈到官员的贪腐,引用《礼记》之言:“大臣法、小臣廉。”考核大臣,该用法,考核小臣,才用廉。对大臣来讲,“能守法立法,无不廉者”。这是十分通透的见识。王闿运还说,穆彰阿、肃顺主政的时代,下属给上司送礼,止于“五十金”,肃顺曾收到一笔,转手赠给了他。等到光绪末年,价格已经涨到了三五十万。这与物价关系不大,而取决于大臣的胃口与时代风气。说白了,穆彰阿会纳贿,目的却不在金钱,其门生劳崇光由京官外放,向老师辞行,送上五十金,穆彰阿不要,云:“汝官不及此,再入则可送矣。”这不是嫌少,而是根本不以金钱为意。
    不为金钱,那为什么呢?自然不是为民,否则穆彰阿和肃顺的历史形象,早被翻案,可称名臣。我想起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其中一幕:侯亮平问祁同伟,他们的老师高育良在山水集团有没有股份?祁同伟摇了摇头:“这倒没有,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你就是给咱老师一座金山,他也会把它转换为权力!”穆彰阿和肃顺,堪比高育良,他们所追求、最在意的正是权力。所以穆彰阿被称作权相,肃顺则是权臣。
    明确了这一点,可知穆彰阿为什么会提拔、肃顺为什么会重用曾国藩。他们对于人才的取舍,以权力的最大化为标尺,只要有助于其巩固权力、扩张权力,不妨人尽其才,甚至不拘一格降人才。譬如穆彰阿门下,真可谓人才济济,除了曾国藩,还有骆秉章、劳崇光、李星沅、彭蕴章、黄宗汉、袁甲三、阎敬铭等,李慈铭对穆彰阿深恶痛绝,却也承认其“引掖后进,道地孤寒,虽多在门墙,而不离文字。较之树援植党、傅法持权者,尚有间也”。反过来讲,假如没有穆彰阿的奖掖,这些大佬的仕途未必能青云直上,尤其曾国藩、骆秉章等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哪一步被延宕,哪一步被错置,必将导致国运与历史的改写。
    当然,这只是一面。相形之下,权臣对人才的压制与摧残,也许更多。说白了,专制之下,权臣与人才的关系,其实是一个概率问题,用王闿运的话讲,即“天意”。由此照出了权臣的最大困境:权臣以权力为方向,然而权力以什么为方向呢?须知权力本身,并不足以作为方向。当权力丧失了方向,就像穆彰阿那样,只能与国运、世道载浮载沉,其随波逐流的一生,终点则是“时代的影子”(谭伯牛语)。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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