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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教授的高考往事
2017-06-08 13:20:50 来源:长江商学院

1978/时代

“我是60年出生,我们这一代,一方面是很悲惨的一代,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最幸运的一代。”

梅建平教授回忆着。

说是悲惨的一代,是因为这一代人一出生就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随着时代的动乱起起伏伏,在物质与知识双双匮乏的年代成长。梅建平有些感慨,“我们在小时候就未曾系统地学习过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没有学习过西方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精神财富,在这一代得到的传承是最少的。”

但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1977年12月10日,禁闭十年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成了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站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无数青年者的命运也就此改变。

梅建平也是其中之一,特殊年代给了恢复高考后首二批大学生们历史性的磨难,也给了他们后来者再难享受的厚遇。1978年,本应“上山下乡”的梅建平,成为了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考生,并顺利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而他所在的班级即是后来被称为“史上最牛班级”的复旦82届数学系。

之所以选择数学专业,梅建平说,其实是偶然也是顺其自然。从中学起,他就开始参加数学竞赛,从学校里的数学竞赛,再到学区的、市级的,最后到了全国的,一路过关斩将,也就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扎实的数学功底也为他尔后的学术研究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年本科生涯若白驹过隙,1982年,梅建平同其他毕业生一样,面临着毕业分配的安排。不过,爱开玩笑的命运又给他安排了一段意外插曲。为了响应当时上海高教局“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的精神指示,数学专业的梅建平被分配到了上海中医医院学习中医,这一学便是两年。从学数学跨界到学中医,尽管是两年“阴差阳错”的人生插曲,梅建平却在这期间,以数学模型为基础,和同事共同参与了中医脉冲仪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然而,也是这两年间的学习,让梅建平愈加明确中医并不是自己未来期望的职业选项。回归本职专业,梅建平转而考取了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研究生,随后也是在这里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考取留美奖学金,奔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

80年代的中国,正值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起始阶段,此时国内极度稀缺经济学人才。恰也是这时,被誉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开始聚焦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并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引入国内,筑造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摇篮;与此同时,他积极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发起“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由他牵线联系的福特基金会每年资助60名学生赴美留学,选拔考试则由邹至庄亲自出卷,在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佼佼者,而梅建平在当年的全国考试中就取得了第一名,成为了最早一批留学人才中的一员。

1986年,梅建平踏上了赴美之路。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大背景,梅建平在普林斯顿最开始选择修习的就是公共财政专业,师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教授,他默许下的志愿是学成归国就任财政部相关职位,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助力。但命运总是充斥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在他就读期间,斯蒂格利茨跳槽去了斯坦福大学任教,以致梅建平一年多时间都没有导师。

尔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梅建平听了一门金融学的课程,那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最年轻的讲座教授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后任美国金融学会主席)讲授的,梅建平也由此发现了自己对金融学的兴趣,随后他投入了坎贝尔门下。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梅建平就取得了金融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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