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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开始起步
2017-02-23 16:14:15作者:杨燕绥 来源: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通常说,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国民的健康支出开始增加且人均寿命开始延长,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完成农业和工业现代化后,大健康产业迅速发展,将人类带入健康长寿的第三财富波。我将其解释为,要按照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和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及其供求关系的银色经济(杨燕绥,2015-10-08,《中国老年报》),实现有备而老。

中国社会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现象

中国在1996-2000年间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当时,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为3,976美元,而同期进入老龄社会的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3,356美元;并且,中国尚未完成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很不完善,包括:养老金结构、医疗和护理服务的供给和老龄人口的购买力等。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被称做“未富先老”。

更重要的是“未备先老”。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30年之后,已成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却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引进移民来改善人口结构,也未能及时建立提高劳动人口年龄的动态调整机制,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的分配制度,以应对姗姗来迟的人口老龄化战略。

现今,中国劳动人口年龄偏低【16岁-45岁(艰苦岗位)/50岁(女职工)/55岁(女白领)/60岁(男职工)/65岁(高级公务员和科教卫人员)】并且正规就业参与率仅为50%左右。在进入老龄社会的初期,中国拉开了国营企业减员增效改革的序幕。由于服务业非常不发达,几千万国营企业的冗员需要政府安置。其中一部分人提前退休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7岁,几十年工龄的社会保险缴费却没人买单。这在当时属于权宜之计,但这个人群没有被封闭管理和照顾。中国的公共部门和企业至今仍然沿用提前退休来解决组织绩效问题,将问题留给了社会和后人,并未真正改善组织管理。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失业了,两年后有些人领到了低保,并等待领取养老金。因此,那些仍然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提前退休并领取低保救济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受益颇多。在一些城市里出现了贫困家庭的“啃老”现象,城市的建筑业和服务业似乎只能由农村人来做,农村很快就陷入土地荒芜、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众多的境地。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吃饱饭的中国家庭在1963年有一个生育高峰,当年人口增长了0.3%以上,这个人群中的女职工在2010-2013年间(即50岁之前)出现了一个退休高峰,以至于2014年中国社会保险计划内的赡养比不足3:1,社会保险基金出现当期资金缺口,支付增长率持续高于收入增长率。如果减去劳动人口中的在校生、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失业人口和60岁以前的早退休人口,会发现中国在事实上已经提前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政策薄弱,导致中国代际赡养的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统计赡养比。

接踵而来的社会问题是:企业社会保障税费负担重,加之个人账户被做空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逃保断保降费基的现象很普遍。国家规定的养老保险费率占工资总额的28%,实际征缴率却不足18%;政策主张社会保障全覆盖,但非正规就业还在发展,青年逃费、中年早退打工的现象很普遍。“五险一金”计划的费率高、征缴难;基金管理绩效差、收益低、被挪用等;覆盖不足、待遇不公、持续性差。清华大学中国老龄社会和养老保障发展指数一直徘徊在0.500-0.600之间,代际利益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突破口似乎应从延迟退休开始。被关注的50岁女性人群是大姐还是大妈,是去工作还是去跳舞,是“中国式大妈”现象的尴尬。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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