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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北亚难题:中日、中韩和中朝关系的战略安全形势
2018-01-12 14:20:53 来源:盘古智库

需要着重考虑和讨论中国当前在中日关系中的主要任务,这事实上基于一个前提:中国已经大体上拥有根本的或最低限度的手段去对付或反制日本军事权利和军事实力升级这一危险趋向,因为中国的战略性军力已经急剧增强,而且肯定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如此。在这前提下,一个有自信的中国应当尽可能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中日间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争取日本未来少在美国推进下干预东海以外的海上洋上热点问题。中日之间至少应当继续进行非正式的最高级会晤;中日高层外交渠道(副外长级或外长级的)必须予以规制化和扩大,必须增加频度,并且产生切实的重要成果;应当有军事对话甚至是军事谈判,特别是为了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因此它们必须足够频繁和具体地进行。不仅如此,还要适当地减少钓鱼岛水域定期巡航的频度,严格管控和实质性减少空中对抗,并且争取建立相关海域军事演习彼此通报制度。

非常值得注意、也令人怀有恰当的希望的是,中日关系最近出现了可能较迅速和较大幅度地改善的重大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代表日本政府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该在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政府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中日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然而如上所述,中日双方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继续保持“双轨”方针,在有限地(哪怕较大幅度地)改善双边关系的同时继续战略上和军事上的竞争和对峙。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紧张态势将长期存在。就此,审视当今、回顾往昔,不能不想起古希腊两大强国——雅典和斯巴达——为竞争更宽阔的“战略空间”争斗数十年,而这争斗虽然不无重要的延宕和缓解,但逐渐地愈演愈烈,乃至最后导致全面冲突。中国应当记住雅典——雅典愈益严厉的、对斯巴达的若干盟友或“亲戚”的惩戒行动最终迫使斯巴达宣战。与此同时,日本应当记住科林斯——斯巴达的最重要盟邦:对大冲突的爆发,它为通过武力钳制雅典权势而对斯巴达行使的煽动和压力起了重大作用。类似的危险确实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必须阻止它加剧到泛滥地步。

二 中韩关系的战略安全形势和要求

美国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反导系统)的原因已经得到广泛的评论,但还需要谈论一些被多少忽略的方面。韩国政府同意美国要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敦促,与中国在2016年1月初朝鲜进行第四次核武器试验往后约两个月里对朝鲜行为的反应方式相关。其时,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美国提出了新的对朝制裁决议草案,它与先前四次安理会关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的制裁决议相比,是“革命性的”,主要因为美国要求的联合国制裁已不限于朝鲜的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而是扩大到将许多与之仅仅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纳入制裁范围。这是个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案,倘若通过就势必损害——特别在中国看来——中国与朝鲜的合理交往和无害贸易。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只是以更大的力度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不同意在此之外急剧扩大制裁范围。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让步,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经久对华敌视,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同时,中国可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机构和活动施行对朝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而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美国以及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因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受到的美韩压力亦属空前。于是,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原本最有利的做法,而是到2017年3月间经过长时间抵制而突然大幅度让步,大体上接受了美国的“革命性”制裁要求。可是,这对愈益相信朝鲜核武导弹威胁严重加大、愈益焦躁和对华失望的韩国政府来说,已为时过晚,从而定下同意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了解这一点,有利于把握问题的复杂性,或许也有利于持久地争取“解扣”的努力。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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