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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的嬗变
2017-01-18 16:46:43作者:张志洲 来源:盘古智库

引子

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重大的起伏和嬗变。在近代之前,大致延续了过去数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甚至与“天朝上国”相联系的某种程度的文化自傲心态;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洋务运动的兴起表明了传统文化无法回应现实挑战的危机,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体”“用”割裂在进一步的国家衰亡危机面前终至无法延续;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又尝试了制度改良和制度革命,但国家之内忧外患没有解决,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成了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文化呈自卑、自弃心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重建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国家力量的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文化心态嬗变的最主要动因。


近代之前,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天朝上国”,在军事、经济实力上无可匹敌,对于延续数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的自豪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自傲,是近代之前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心态。然而,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文明自主发展的历史,国人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心态几度嬗变:从文化自傲到文化自卑与自弃,再重新走上文化自信回归的道路,历经曲折,其间国际政治格局因素、国内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因素、传统文化传承与外来文化冲击纵横交错。理清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变迁的主要线索及其历史动因,对于认识当今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文化自傲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古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甚至文化自傲心态的养成,其来有自,并延续至近代开端之前。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之前的发展源头上,就以农业生产方式和定居生活方式为基础,相对于周边地区,其成为文明的中心,古代中华文明的扩展也存在一个“中心—边缘”的结构和由中心向边缘推进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一直有“华夷之辨”或曰“夷夏之辨”,但是“华夏”和“夷”的内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华夏礼制与文化价值观对于周边地区起到了“同化”作用,即使出现过多次外族入侵灭亡了中原政权的变故,然终是中华文化价值观与礼制文明同化了这些原先的外族而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一方面,由于中华文明相比于周边地区更为发达,在古代东亚地区无可匹敌,没有遇到强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中华礼制文明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中华儒家学说与礼制成为文明社会和未开化社会的界线,“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两者共同构建了古代中国文化自信。孔子对于“远人不服”的解决方案,也不是动用武力,而是文化亲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佛教的输入可谓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文化更新,但这既是中国王朝的主动输入,又被儒家伦理、道教思想等中国本源文化所融合,因此佛教的输入不仅没有构成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挑战,反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成功包容和吸收,无疑也是隋唐之后的古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之一。古代中国以“天下”说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无外”等话语,既反映了政治上的大一统思想,也反映了文化上的自信。满清王朝虽为“外族”政权,但也以奉“中华正朔”为骄傲,而处于周边的国家或以“小中华”自居,或自认相对于满清而居于儒家文明的中心,都是中华文明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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