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统计局局长:今天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困境? - 观点 - 中国经营网_中国经营报

原统计局局长:今天中国经济为何面临困境?

城里人还可以从两方面享受更多的隐性福利,从政府、从单位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各种隐性福利,如果把这一块加进去,中国的城乡差距其实是1:5。这么一个悬殊的差距,当然就进一步地放大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矛盾,农民的收入没有达到跟工业化相适应的水平,以至买不起快速生产的工业品,形成了城乡市场的阻隔。

  四、农民的收入为什么上不去?

  第一,农民收入渠道很单一,就靠种植业、养殖业,和少量的进城打工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天灾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收入很快掉下来,不像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收入来源渠道。

  第二,中国的农民跟别的大多数国家农民比较,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作为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但中国土地所有权不属于农民,工业化、城市化增值最大的土地的收入,农民得不到大头。虽然大家在深圳,当时深圳的农民得到了,但那只是很少量的,拆除以后可能给他有一定的补偿,然后通过这个补偿能够发展起来。对于中国大多数农村来说,土地都是被低价拿走,大头都是被政府、被开发商、被企业给拿走了。每年数万亿的土地收益农民能够拿多少?去年土地收入虽然掉到3万多亿,但农民能够拿到的部分依然很少。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体制。农民在一个工业化、城市化中间本可以获得最大的土地收益,但他得不到。同样,农民的住房虽然是他的财产,但缺那么一张纸,也就是缺少沟通房产证。中国的农民苦啊,有自己的住房没有房产证,没有这张证就不可能交易、不可能流通,不可能抵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是体制造成的。

  第三,农民缺乏信用消费保障。由于收入来源不稳定,缺乏财产性收入,这就造成了银行的信用消费不可能给予农民,可以说农民几乎很难享受银行消费信贷。大家知道银行提供信用消费至少有两条标准,第一你的收入是不是稳定,有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保证,每个月有没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抵扣。第二,有没有财产可以做抵押。没这两条银行怎么会把信用消费的阳光普照给农民呢?这就进一步缩小了农民的购买力。

  政策因素的改变也影响了市场的销售,政策的因素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城里面来说,这些年住房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城市里人的收入有很大一块要用于这三方面的支出,也就是所谓的住房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而过去这三块是福利性的,城里人的收入不需要用于这三个领域,都是由政府和单位提供福利保障。改革以后,福利性改变为市场性,城里人需要承担这三大领域的相当部分开支了。而在这10余年的时间里面,又出现了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三高”现象,造成了城里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经济负担明显增大。这三个领域就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不少城里人的收入给吸走了。所以造成了城里面的相对贫困人口增加。本来我们从低收入迈入到中等收入,对于城里面来说应该有一个消费质量提升、消费水平提升的所谓的“消费井喷”的时期,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地出现。

  很多人会说,中国不是有很多人出国购物吗?是的,有不少人出国,可以出国消费。但是中国是一个13.7亿的人口大国,眼下的中国大致是这样的,1亿人左右进入了相对富裕的阶层,2亿人左右迈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的阶段,所以有3亿人是在中等收入以上的收入阶段,但是还有十亿多的人处在这个阶段之外。3亿人哪怕10%,3千万人了,1%是300万人,5%就是1500万了,只要有1千多万人能够出国,那世界各地到处都是中国人。但是相对这十几亿人来说还是少数,不能因为出国的人多了,就觉得中国大多数人可以去国外消费了,觉得他们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了。不是这样。不能因为这个忽视了城里人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由于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用等等,影响了其他消费。政策性的因素改变了,原来都是单位、政府给你支付的,现在你要个人掏腰包了。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出现了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压在城里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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