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如何反思股灾 - 观点 - 中国经营网_中国经营报

邓聿文:如何反思股灾

  在刚过去不久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几位财经和证券界的大佬讨论了去年发生的股灾:谁是祸首?确实这个讨论很好,对去年的股灾,我们尚未见到像样的反思。

  对于股灾,多数股民并不陌生,尽管中国股市产生只有20多年时间,但股灾却发生过多次,其中2008年股灾影响很大,一直到2014年7月才恢复性回升。2015年年中的股灾,是在改革牛加杠杆牛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后在政府救市后,又在8月出现第二轮暴跌,造成市场大面积的恐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几尽枯竭,形势危急,非比寻常。

  比起之前的历次股灾来,此次股灾或许下跌幅度不是最大(但也是最大之一),但鉴于以下几个因素,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破坏力最强:一是股市市值今非昔比,据估计,80%的中国城镇家庭和股市休戚相关,要么直接炒股,要么购买了投资于股市的股权基金;二是中国股市与经济的关联度虽然一向不是很紧密,但此轮股市被官方赋予了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大众创业服务之使命,故也就有改革牛的说法;三是这轮暴跌时间短,跌幅大,尤其是动辄千股跌停的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极大打击了人气,所以,股灾不仅使得广大股民的财富灰飞烟灭,直接影响大部分城镇家庭的生活水平,也使得股市为经济转型、科技创新和大众创业的目的无法实现。更重要的是,官媒对改革牛的鼓吹,其实隐含了政府对股民的有限信托——如果不说无限的话——之责任,而股灾的发生,是对这一信托责任的违背,从而对政府的信用是很大伤害。有鉴于此,政府必须果断出手,干预股市。何况,中国股市本来就是政策市,政府对股市的干预一直都没有停止。

  然而,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救市,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却出现了分歧,一部分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学者,反对政府救市,理由是股市自身就有止跌力量,无须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反而会加大市场波动,特别是在股市各项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想利用这次股灾脱掉股市政策市的色彩,因而长痛不如短痛。但问题是,即使以如此大的代价,包括牺牲几千万股民的利益,政策市的色彩也不一定能够脱得掉。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非只体现在股市上,股市无法独自做到对政府干预具有免疫力。但由于这部分学者在经济界有很大影响力,他们反对救市的看法影响到了政府对救市的态度,使得监管当局在股灾初期对暴跌的定性出现偏差,把它看成市场自行运行规律的结果,在这种认识下,虽迫于舆论压力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力度不大,结果非但没有稳定市场信心,制止股市下跌,反而进一步加重或者放大了股市跌幅。因为在股市预期被打破,已经形成恐慌性下跌的羊群效应下,政府救市不力,会被投资者看成做表面功夫,实际是无心救市,所以每次出台救市举措,都会成为股民抛出股票的机会。而救市不力造成的市场大幅波动,又会被这些学者拿来做政府不该救市的例证。这是此次股灾和救市需要反思的教训之一。

  不过赞成救市的学者更多,政府最终入市干预。正如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6年两会记者会上所说,每个人拥有的信息量不一样,对一件事作出的判断只和他拥有的信息对称,政府最终救市无疑是权衡了各方面的因素——包括民意压力——后作出的。

  如果救市体现的是政府的决心,那么如何救则体现政府的水平和能力,它包括救市的目的,救市的策略和政策工具等。上世纪80年代后,面对股市异常波动,各国都倾向于入市干预,干预的程度则视股灾程度,但从历史来看,救市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止跌,而是防止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各国都把这作为救市的首要目标,因为现代金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股灾通过传导机制,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也就决定了救市不是救指数,而主要是救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缺乏流动性时为其提供流动性,甚至在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时入股接管金融机构。而在救市过程中,也要慎用各种行政手段。但鉴于中国股市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的特殊性,监管当局本次救市并不能做到完全把指数放在一边不予考虑,很多救市举措是为了抑制股市下跌的幅度。另外,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如动用公安进驻证监会抓内鬼,被舆论称为暴力救市,对已经过会的JPO暂停,对场外配资限时清理,对股指期货买卖进行限制等。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需要的,但频繁使用行政手段,则会抑制市场机制的自发纠偏作用,破坏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与监管当局习惯使用行政手段有关。此乃是次救市需要反思的教训之二。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如本网所刊载稿件、图片涉及版权问题,请版权人来电、来函与本网联系。联系电话:010-88890160。
+1
相关文章
全球小股灾:世界经济再临二次探底
砸断大清国脉的盛夏崩盘
砸断大清国脉的盛夏崩盘
股灾后的401K退休金
谁生意失败导致中国第一次股灾?
从“股疯”到“股灾”?机构热议牛熊分界

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