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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煌:控制人口就得赶走权贵
2014-06-19 11:26:38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据2013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突破了2100万,为2114.8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为1312.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8%。(新华网)

  北京不断的设置人口红线,然后又无奈的看着红线一次次被超越。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北京爆发了严重的城市病,拥堵、污染都挑战着人们的生存底线。更为可怕的是社会矛盾加剧,在政府的默许之下,不同群体之间对稀缺的公共资源展开了白刃争夺战。从道路使用权,到子女教育权,再到居住权,每次失败的几乎都是弱势的一方。而在一次次失败的背后,他们压抑的愤怒与不满也如积压的火山一般,蓄势待发。

  事实证明,在中国已有的体制和人口制度下,一味的限制和用行政手段疏散人口并不成功。这并非是执行力不够所造成的,而是这一方式方法本身就不对路。北京也好,上海也罢,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在吸引资金和人才上一直本着“拉高赶低”的思路在运作。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富裕阶层,自然“北京欢迎你”。但对于所谓的“低端产业”及其就业人口,则千方百计的想清理出去。

  所以动批对接好了外迁地,大红门也即将去河北。笔者并不否认这样的行为可以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同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一样,只要这块福利洼地、待遇洼地还存在,其他地区仍然贫穷的如同千山万仞一样,那么被舀出去的水就还会流回这里。

  笔者曾经和一位被强制遣返数次的中年农民工聊过,当初即便是给了两个馒头强行塞上回家火车,他也中途就跳下车回到了北京,因为老家赚不到钱,三个孩子还在家等着吃饭呢。而即便是逐渐没有了工厂,干不动工地活了,他也坚信偌大的北京还找不到一个干活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北京外来人口已经接近常住人口40%比例现象背后的原因。政府近几年思路也在转变,想通过建设卫星城来疏散人口。但一说新区就是住宅区,一大力发展某地,先拔地而起的就是公寓。在这种导向下,居住成本的降低,反倒使提供就业岗位的中心城区不得不接纳更多的瞬时人口。同时,坚如磐石的单位就是赖着不愿迁走,政府也无能为力,只能把精力放在民营的小工厂上,其效果微乎其微。

  因此笔者认为在多年的限制政策不成功之后,政府不妨考虑换个思路,不要再限制低端人口,相反尝试一下赶走权贵。之所以这样提议,一方面是因为赶走权贵有可行性。低端人口赶不走是因为有生存压力,要谋生。但权贵却不存在这一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在哪里都是可以过人上人生活的。只要对极高收入群体在个税上采取地区性差异政策,他们就会出现主动性的外迁。美国过去十年有超过5000的富豪为了避税而移民,“法国首富”阿尔诺也为避税申请移民比利时。德国人曾说过,“税率就是一些明星爱国心的最高界限。”国籍尚且如此,国内的流动则更加容易因此而引导。

  另一方面,权贵外迁可以带走大量的各阶层人口。虽然不愿承认,但在社会消费体系中,富人是根,穷人是叶。定期修剪枝叶,充其量只能换得人为的好看,稍不注意,枝叶生长就会失去控制。要想减少人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整棵树连根拔起,移居别地。对此有两个典型的案例:负面案例是巴西迁都巴西利亚。虽然当初只来了权贵阶层,但没过多少年,蜂拥而至的人们就将巴西利亚用贫民窟包围了。另一个案例是反复提及的上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外逃运动,富裕阶层和高收入中产阶层纷纷迁到了郊区居住,结果是他们也同时带去了工作机会,郊区迎来了快速发展,市中心人口得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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