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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濡山:拿朱镕基与李克强说事背后
2013-08-23 13:25:20作者:江濡山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总体来看,20年前朱镕基做事的环境和条件,显然要比今天的李克强要优越的多,有形和无形的障碍也比今天少得多,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李克强既要排除强大的即得利益者的阻碍,也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改革压力,还要设法消化过去20年制造的大量的改革夹生饭。总之,对于政府大当家的来说,吃饭挑剔的人越来越多,而袋子里的米和柴火越来越少。

第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如今已经十分尖锐。

在一个地域广阔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实施的是中央集权形式的国家治理模式,就很难避免中央与地方、官与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国民经济的管理会往往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总是伴随着地方及民间的被迫利益让渡而日趋尖锐的。当初,朱镕基开始主理经济工作时,面对的实际情况是:地方势力日益坐大、民间土财神比比皆是,而中央"想做"的事很多但中央国库却很不给力,而且体制内公务员寻租发财的机会也不多,很多国家公务员对民间个体户和地方官员的灰色收入非常眼红。而这一切被指责为赵紫阳在任时,给地方“惯的毛病”。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结果做活了地方经济并积累了地方财力,中央政府并没有占到什么好处;中央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不得不靠大量发行货币来解困,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则让人不寒而栗。实际情况是: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和城市改革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如何破解国有企业困局、如何提高中央权威等问题,已成为决策层直面以对的问题。

在这一改革大背景下,朱镕基推进改革的首要任务是采取合适的财政“削藩”策略,逼迫地方财政向中央财政让渡,重新定位中央与地方改革受益主次问题。鉴于这种现状,朱镕基采纳经济学家董辅等人的提议,决定“分灶吃饭”,中央与每一个省份磋商分税种类和比例,实行分税制。 1993年7月23日,朱镕基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分税制的想法,一个多月后,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朱镕基奔波于全国,一一迫使各省妥协,并告诫各省: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很坚定,不会动摇。

现在看来,分税制的确是一项很狠的做法,把地方政府一步步逼到“狗急跳墙、邪门歪道”的境地。自从实施分税制后,中央捞走了稠的而把稀汤留给地方;地方被迫采取3种策略:一是各个职能部门搞财政预算外或明或暗的“吃拿卡要”、对下层层盘剥和罚款;二是大搞土地财政,搞房地产开发;三是以未来财政收入做担保,大量举债。但是,地方这些做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到目为止,各地地方财政已经深深陷入债务危机之中。

因此,跟朱镕基不一样的是,李克强要解决的财政难题比朱镕基更头疼:一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受益不均及利益冲突已经十分尖锐,迫使新一届政府要回头给地方让渡、向陷入困局的企业让利;另一方面,长期的体制内粗放扩张及中央财政积极的财政投资策略,已经吊高了中央财政的胃口,中央财政刚性支出的规模越来越大。当初,朱总理可以跟地方打打招呼,就强行实施分税制,而现在,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可以不理不睬、大量举债、我行我素。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毒素积累和厚重的封建历史背景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想推进破旧立新的改革,无论采取暴力革命还是温和变革的方式,都是一件及其艰难痛苦而任重道远的事业。要么经历一场彻底的乱局,在血与火的煎熬中重建现代社会文明,要么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反复折腾,把历史难题最终转交给子孙后代。拥有唯一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党和国家的安危”,明智地选择了温和变革的策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必然陷入两种矛盾交织的困局:一是主动而痛苦的自宫去瘤与被动的妥协让步的矛盾;二是不断坐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与不断觉悟的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朱镕基正是在这两个矛盾开始加剧的关键时刻,开始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及总理内阁执政生涯的。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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