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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骏:消除社会戾气 中产阶层应有所担当
2013-07-27 10:38:05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个人极端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厦门公交车被纵火,上海抢枪杀人,仅北京一地,先后发生首都机场自爆、家乐福超市杀人,甚至为停车争执,重摔幼儿,致其死亡等事件。戾气弥漫之下,国人深感安全感缺失,生活秩序受到干扰,法制遭遇挑战。

  毫无疑问,对所有类似的暴力事件,舆论必须给予强烈谴责,任何个人原因不构成滥杀无辜的理由,司法机构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根据事件后果的严重性,给当事人以应得惩罚,即便存在着机构不作为或制度失效等诱发因素,也不足以赦免此类犯罪行为。

  不过,在将所有暴力之徒绳之以法之后,公众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有惩罚只是对已发生行为的清算,并不代表类似事件的绝迹。虽然无视法律,执意而为的个人受到法律惩罚,付出了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代价,但一些暴力犯罪者当事人采取的“同归于尽”策略客观上极大地抵消了法律惩罚的威慑作用。从保护无辜者,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出发,我们在坚持严惩之外,还必须超越简单惩罚,深入思考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期,各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在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中的责任。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个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再完善的制度安排,也总有让个人感觉不公且无能为力的场合,更不用说同他人或社会关系不大,纯粹只是个人自身的心情不佳。如果都可以自由选择宣泄或报复手段,而不用顾及他人感受乃至公共准则,那人类社会将及不上原始自然的动物世界。

  为了避免无序状况的发生甚至蔓延,人类创设了文化,制定了制度。文化在个人的内心深处植入了各种“人性要素”,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恻隐之心就是文化内化之后生成的人性。因此之故,在斥责滥杀无辜的暴力事件当事人“丧失人性”之时,不能不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文化因素没有发挥作用?是文化本身出现了问题,还是现有文化不足以引导或规范个人?如果因为主流文化过于强调效率、竞争、成功,使得个人将功利性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使得他人和其自身都成为某种实现功利性目标的手段,那么我们必须尽快让文化设定的目标回归到“以人为本”轨道上来,尊重一切人的权利,特别是弱者的权利。

  我们应清醒看到,在社会戾气暴虐的受害者中,中产阶层首当其冲,付出的成本最高。同时,中产阶层恰恰是构建和改善社会主流文化的中坚阶层和绝对主力。

  健全制度需要政府行动,但坐等政府行动是绝对不够的,不仅因为政府需要全社会的推动,才能真正改革自己,而且如此局面确实也不是政府一家所能解决的,各阶层人士都应该也可以找到在中国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过程中,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其中企业家所在的中产阶层更有义务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经济状况比较优渥,有力量做些实际的行为,可以用公益慈善的方式,在局部解决一些突出的贫富分化乃至对立的问题,至少在自己的经营范围内,不为追求过高的利润,而制造群体冲突,在生活方式上,不因自己的炫耀性消费,刺激更多底层人士的气馁、失落和绝望。

  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已经进入中国社会的政治序列,在人大和政协中都具有较大的发言权乃至表决权,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了公共媒体包括自媒体上的话语权,他们知道如何发挥影响,有能力影响公众和政策制定,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影响力的大小有不同。

  如此等等,不可尽述。总之,破解这一极具挑战性的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因为极端暴力事件犯罪者已经将目标泛化,每个人都可能是事件的受害人。“穿鞋的害怕光脚的”,疏导社会情绪,平复公众心态,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中产阶层包括企业家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和行动。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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