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式公关
2018-05-14 11:06:36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国家冲突,既是刀兵之斗、制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战、语言之争,笔杆子和枪杆子一样,都是锐利武器。
  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军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舆论等全方面进行“总体战”、“超限战”,尤其不遗余力地塑造国家形象,精心装扮,巧妙公关,咄咄逼人,与颟顸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满清岂可称中华”

  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过程中出现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团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改写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都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 。
  日本的“中华”意识宣传,在当时和此后的中国是起到了相当大作用的。一些西方外交官就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宗教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的战争》,认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战,而是一场宗教战争”。福泽谕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诸国威迫我东洋之势,无异于火之蔓延。然而东洋诸国,特别是与我毗邻的中国、朝鲜等反应迟钝,不能抵挡其威迫之势,犹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势。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单是为了他国,也是为了我自己,这一点可想而知。以武力保护他们,以文明开化他们,必须使他们效仿我国,迅速输入近代文明。”
  与福泽谕吉相同,日本另一启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战争作为精神问题”,认为“日清战争的真正动机,是新旧两种精神的冲突。为了迈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扬眉吐气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们的国策” 。
  而即使在反战主义者内村锏三看来,“决定这场战争的正是东方和西方都应该遵循的进步主义,为满洲的中国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难道还应该指挥全体东方吗?”
  曾号召“以平等为堡垒、以自由为枪炮”的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德富苏峰,声称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大打击,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岭则主张“日本人应该发挥优异的特性,以弥补白人的缺陷,承担起引导人类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的任务”。
  在这样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饰下,日本给自己赋予了亚洲解放者和文明传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对华宣战诏书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这样的“导语”,立论上远比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要堂皇高远得多。这种自我认知,已经成为日本人历史观的主流,即使二战结束的一甲子间,日本思想界和政界虽然认为“昭和(特别是前半期)是悲惨污辱的时代”,但都共同坚信“明治是荣光的时代”,1931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之前的日本对外政策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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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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