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掉历史脸上的油彩
2018-05-11 13:26:33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894年7月25日,一艘由中国政府租借、满载中国精锐部队淮军的英国商船,在朝鲜附近洋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近千人罹难,直接引爆了甲午战争。这就是在国际战争史、司法史上成为经典案例的高升号事件。
  在高升号被日舰击中后,不少清军跳水求生未果,事后,中国方面指控日舰用机枪残杀落水者,日本方面则指控仍在船上的清军为追杀弃船的英国船员,而向水中开火。

“选择性健忘”

  在这场争论中,被中国史学界引用至今的主要依据,是同船遇险逃生的李鸿章德籍顾问汉纳根的证词。然而,汉纳根在指控日本军舰杀害落水者的同时,也说道:“事实是,游水的人们不但被日舰、亦被垂沉的船上的人(指还在高升号上的清军)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也就是说,他认为中日双方对杀害落水者都有责任。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引用了汉纳根证词的中文论著中,这一细节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
  这就是“选择性健忘症”。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 “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
  的确,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藉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导向。
  我们一直在诟病日本人对近现代侵略史的“美化”和粉饰(身为华人当然应扼腕痛恨),但太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研究,也被异化为一种政治立场(从意识形态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表态和站队,学术本身倒已退居二线。
  我们的“选择性健忘症”,还表现在时刻提醒日本勿忘侵略史的同时,却只提醒自己是个受害者,没有提醒自己去反省何以总是成为历史悲情的主角。
  日本在中国的一场场大屠杀,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更是我们的耻辱。看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经常是我们成百上千人被十几个日本兵看管着就能分批杀害,如果反抗,至少可以跑出一部分人,至少可以把那几个日本兵干掉。是我们中国人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是都在指望着别人挑头呢?毕竟,挑头的人基本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
  仅仅控诉暴行,仅仅诉诸悲情,丝毫也不能减弱我们应有的自责。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就只是一个弱者。
  甲午战争中,清军几乎是屡战屡败,日本人的文献在记录了清军作为军队的无能和衰弱的同时,却也记录了不少清军官兵作为军人的英勇和顽强,并对此敬意有加。但是,这些起而抗争的英雄们,却被我们后辈遗忘了,被我们只知道哀叹伤感的眼泪给淹没了。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

“以德抱怨”

  在我们将纪念耻辱看得重于纪念抗争、推动自省的同时,我们却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
  对于中国放弃对日索赔,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依然是屈从了政治需要、牺牲了民族利益的一场悲剧。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元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们在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认同之上,披挂了一件灿烂的外袍:正义。同时,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
  然而,百多年来我们所遭受的外侮,其根源绝非因为我们坚守“正义”,而是:一曰“怀璧其罪”,你的地大物博正是人家所觊觎的发展空间,二曰“落后就要挨打”。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被凌辱与被屠戮,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才是正义。但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
  我们研究中日历史,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那只适用于现实政治操盘),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把“正义”当做力量、乃至胜利,甚至天真地以为受害本身便可成为获得“正义”、乃至“胜利”的通行证。
  与喜欢沉溺于虚幻的“正义”感一样,在我们的对日声讨中,最盛行的是将日本的兽性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我曾经收集了满蒙开拓团的一些影像和图片,毫无疑问,活跃在中国的日本武装平民,得到了巨大的殖民利益,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日本“军国主义”背后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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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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