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财阀”盛衰记
2018-04-16 13:41:43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31年秋天,年届五十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遭遇他创业16年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当时,长江中游第一通商口岸汉口突发大洪水,城中储存的大约40万担盐一夜受淹。市场传闻,上海银行与淮商合办的公泰盐号损失最巨,达数百万元。又有流言称,该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中亏本上千万元,各地储户一时人心惶惶。自9月21日起,上海银行总行及南京分行出现挤提风潮,短短十几天内,提出了4400万元,占原有存款总额12600万元的35%。陈光甫让属下几乎变卖了一切可以套现的资产,但仍感穷于应付。
  情急之下,他向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老朋友张公权求援。张二话不说,即指示总行及各分行给予上海银行贷款和透支,并敦请交通、中央两大官办银行巨头必要时出手相助。
  一场本可能令陈光甫及其毕生事业遭遇灭顶之灾的风波,终于得以平息。

1患难之交

  陈光甫与张公权(名嘉璈,字公权)关系非同一般,既为江苏老乡,彼此又志同道合,都有改革中国金融业的抱负。陈是镇江人,张是宝山人(今属上海),均系地道海归,陈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业经济科,张则在日本顶尖的私立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1913年底,张公权经梁启超推荐出任中国银行(前身为大清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时,年长8岁的陈光甫,已在设于上海的江苏银行的监督(总经理)职位上干了一年多。
  两人首度合作,是1915年陈光甫筹办上海银行之时。因与新任江苏都督“辫帅”张勋意见不合,陈光甫被迫离开江苏银行,愤而自主创业。经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字馥孙)牵线,他与前清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远房亲戚、曾任洋行买办多年的庄得之(江苏武进人)为合伙发起人,庄出2.2万元,陈出5000元,一共7位股东,总股本10万元。当年6月,上海银行开幕之日,张公权以中国银行名义一次存入7万元(一说5万元)。这笔活期存款称“堆花”,有同行前来捧场讨彩头之意,按惯例,第二天即可取出,但张一直没动这笔钱,等于变相注入了七成的新股本,后来他本人也成了这家新银行的董事和股东。
  当时官办色彩较浓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实力雄厚不说,私营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股本75万元,盐业银行150万元,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1897年创办的国内第一家华资银行)250万两银子(约合350万元)。1915年,全国新开业的银行共7家,上海银行因资本规模实在有限,人称“小小银行”。
  上海银行个头虽小,两位创办人的能量却不小。他们与官僚、地主、买办及前清遗老来往密切,利于广泛兜揽存款。务实的陈光甫秉持“人嫌细微,我宁繁琐”、“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理念,大小通吃,来者不拒,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人拿100元来要开100个户头,他指示“照开不误”。加上一次大战期间洋货进口锐减,国内工商业繁荣,使得银行存放款业务激增。开业第一年年底,该行结余存款57万元,到1926年已达3244万元,12年间增加了56倍,同期净利润355万元,年均盈利率(资本与盈利之比)达20%以上。而早在1921年,上海银行总股本增至250万元,比最初多了24倍。股东之中,江苏省籍有名的实业家如南通张謇、无锡荣宗敬等赫然在列。
  张公权既能雪中送炭,陈光甫亦不忘投桃报李。
  话说袁世凯当政时期(1912年2月~1916年6月),拥有发钞权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被袁视作两大“钱袋子”,它们为军政开支庞大而又财政拮据的北洋政府,前后垫资达数千万元。交通银行尤甚,1915年该行近九成半的放款(占同期存款总额七成以上),都借给袁世凯花在做“皇帝梦”上去了。1916年3月,袁氏称帝失败,民心动摇,交行京沪津各分行发生挤提风潮,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见势不妙,下令两大银行全面停兑,更引发金融市场混乱。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正、副经理宋汉章(浙江宁波府余姚人)与张公权,为银行自身长远前途着想,又自信已作充分资金准备,有意抵制政府的停兑令。身为中国银行董事的陈光甫力挺老友,联手其他董事,以该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宋、张二人的主张,还动用自身人脉,积极争取江苏地方军政要人的同情。
  一番抗争的结果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安然度过挤提风潮,声誉大振,时年不满28岁的张公权更一举成名。恼怒的袁世凯曾下令逮捕他押解回京,激起舆论强烈反对,不久袁病亡,此事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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