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抗灾1876
2018-04-16 13:38:15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赈灾市场化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1878年3月,34岁的国企干部盛宣怀,奉命赶回天津。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赈局的干部,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
  虽然身为第二梯队的厅局级干部(“候补道”),盛宣怀却一直只在机关和企业里任职,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此次下派赈灾,对他是很关键的锻炼和考验,既能令他从乱麻一般的企业中得以暂时抽身喘气,更能填补他在地方行政经验上的空白,为今后的仕途铺平道路。而他所没想到的是,这次挂职锻炼居然长达8个月,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进入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献县,受灾之惨况,令盛宣怀震撼了:“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
  此时,大灾荒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灾区现场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怀为了防止“官赈”惯常出现的贪腐,坚持“挨户详查”。陪同他的当地“绅董”都不肯进入民户家中,担心“秽气所蒸,疫易传染”,他却总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惊的是,为了体验灾民的生活,他甚至亲尝灾民家的所谓“饭食”。
  有一次,盛宣怀前往巡视东光县某乡,“竟至露宿终夜”(《盛宣怀行述》),加上总在大风中步行,导致了“毕生喘疾”。
  盛宣怀深入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现场办理赈灾救济,不仅简化了赈济环节,而且提高了赈济的针对性。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盛宣怀发现,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能收购当地人的纺织品,就可以“稍济其生机”。他立即在献县创办了一家“纺织局”,并且在当地少年中选些稳重的人,为他们购置纺织机,教他们织布技术。收购上来的布匹,盛宣怀考虑可以带到东北,去换取粮食,或者可由军方收购作为军用,“彼此获益”。
  献县设立纺织局,这是大清国赈灾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之前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政府采购”,兴建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既赈灾,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埋单的仍是财政。而盛宣怀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商为赈”,财政只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引路——盛宣怀动用了2000多两赈灾款购置织机,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随后,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自己生存。显然,这是从“政府赈灾”演变成了“市场赈灾”的尝试,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申报》对此大加赞赏:“若得各灾省皆仿此行之,则民悉力于耕作,又安见不可补当前之缺憾而冀此后之丰亨欤!”
  更为可贵的是,盛宣怀又为灾区捐出“所积集金巨万”,其夫人也“典鬻珍物,尽出己蓄”。

防流维稳

  “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显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防流”比“救死”更为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征诸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内战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所谓“流民者,饥民也。与其辑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首都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 “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等中央核心,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收容控制灾民。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藉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收容的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3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官方也意识到,依靠腐败丛生的“官赈”,难以有效赈灾、更难以有效“防流”。于是,政府开始加大对民间慈善机构的扶持力度。天津著名的广仁堂,就是在“丁戊奇荒”中,由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1万元创办,此后不断拨款支持,形成了包括慈幼所、蒙养堂、力田所、工艺所、禁节所、戒烟所在内的庞大机构。
  民间慈善机构的首要目的,是对当地社区进行特殊的自保。在上世纪20年代天津报纸上曾刊登一篇《灾民叹》,最为形象地反映了这点:“你若不救他,他亦不要命。左右一个死,做贼亦不定。地方扰乱,关系匪轻,到那时有饭吃的人亦不得安生。劝众位行善积德,亦算是防患未萌。”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平安,让灾民们有饭吃,才能有效收容他们,避免对当地社会秩序造成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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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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