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抗灾1876
2018-04-16 13:38:15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席卷了北京乃至整个华北。
  从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平静。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灾难开始于1876年,光绪二年。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尤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扫荡了整个华北,一片狼藉。
  第二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紧急应对

  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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