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留两难说“荣唐”
2018-04-13 10:27:58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48年11月,经受了77天的牢狱之灾后,42岁的荣鸿元愤然离开上海,南下香港。
  作为那时候中国最大民营棉纺织企业申新公司的总经理,他的罪名,是违反当局限期兑收金银外币的命令,非法套取港元支付购棉款。荣家上下花费了约50万美元的疏通费,几经周折,才把老板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捞”出来。而身兼全国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及上海市政府参议员、国大代表等多个要职的荣鸿元,出狱第二天,就用坚决出走投下了对进退失据的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票。
  动荡年代,风雨飘摇,以锡商为中坚的上海工业家群体,无日不在去留两彷徨之间苦苦煎熬。荣鸿元此举,实属无奈,亦是必然。

1明夺暗抢

  10年前,荣鸿元曾到过香港,那一次,他是以长子身份前来料理父亲荣宗敬的后事。
  1938年2月,无锡荣氏兄弟的老大荣宗敬,为免受侵入上海的日寇要挟而赴港避难,因忧心内地工厂安危,积郁成疾病逝。此时荣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茂新、福新、申新各厂,有三分之二遭敌人劫掠或毁坏,幸存企业生产陷于停顿,以往大量放款给荣家的沪上各银行、钱庄见势不妙,纷纷上门催债。面对危局,时年已63岁的老二荣德生考虑再三,决定让年轻有为的侄子出任茂福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
  办完父亲丧事后自港回沪接班的荣鸿元,果然不负所托,不仅设法摆平了债务风波,还在叔父荣德生支持下,团结荣氏族人,既不与日伪合作,又尽可能疏散转移企业资产,为战后企业复兴保存了实力。
  因统揽全局的荣宗敬故去,战时荣家企业又分散在沦陷区和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内部出现意见分歧,遂形成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管理系统:长房荣鸿元管辖上海的申新一厂等五家纺织企业,继承了申新纺织总公司的牌子;荣德生主管上海及无锡的三家申新纺织厂;荣德生女婿李国伟则负责汉口的申新四厂和生产面粉的福新五厂(李国伟事迹详见2011年10月31日《中国经营报》D8版汉商系列之《乱世商雄谱》)。
  战后上海棉纺织工业,一度出现极度繁荣的景象。荣鸿元借助二姐夫薛寿萱(主导无锡缫丝工业的薛家继承人)与国民政府财神爷宋子文的交情,从官方银行得到大量贷款,又以分期付款拿到数万包廉价美国棉花,业务做得很红火。据1946年的统计数据,尽管上海申新各厂棉纱产量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二,全年账面盈利却折合黄金8万多两,在当时国内百废待兴的严苛环境下,利润实在可观。
  正值壮年的荣鸿元精力旺盛,屡次代表上海民营棉纺织同业,对政府的不合理管制政策提出批评甚至抗议,成为当时上海工商界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之一。随着内战加剧,国内物价狂涨,币值狂跌,病急乱投医的国民党政府“狠”招叠出,荣鸿元公开指责其剥夺民营事业的生产竞争权和营业自由权,“这不是经济戡乱而是经济造乱了”。
  如此看来,荣鸿元成为1948年夏秋之间蒋经国领衔的“打虎行动”的重点对象,实在是毫不奇怪了。
  饱经沧桑的荣德生,此时也私下抱怨政府“事事管制,不啻无形之桎梏;层层苛税,何异万民之锁链”。他虽很少出头,却亦不能避祸。早在1946年4月,72岁的他突遭绑架,绑匪索要50万美元赎金,此案震动上海工商界乃至南京中央。后者指示特务组织“军统”派精干人员介入调查,34天后,案件告破,居然是黑白两道合谋,有驻沪国民党部队牵涉其中。而荣家先后为此付出的赎金和各路“有功人员”上门索要的破案酬金,多达60余万美元。
  国民党政权失信于民,来势迅猛的共产党又让人感到陌生,上海乃至整个内地都不能久留,如荣家这样较具规模和实力的工商业者,只好另谋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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