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天命无常的诗
2018-04-11 13:19:07作者:刘刚、冬君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活在礼制之中,人生多半是形式化的,这叫被“体制化”。
  规矩虽然多,但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对于管理者来说,这就叫规范化管理,多少排除了一些不确定性。
  日子如能这么过,也不错,可还有天命无常呢?
  天命无常的根源,还在人性里。人活着,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活着,服从自然规律;生活,遵循价值规律。人在自然规律下活着,生老病死,皆为自然,不能算无常;而人在价值规律下生活,活在人生的意义和他人的评价中,就难免无常。
  人在无常世界,生活在是非荣辱、盈亏得失、成败兴亡中,而这一切都是变幻的。想用制度来克服无常,那是乌托邦。
  人顾得了成败,顾不了荣辱,多问是非,难知得失。历史中的人,只能如此了,超越历史的人,还没从历史出生。只要是作为历史而存在,即便人人都是尧、舜,无常照样会来。对于无常,人是又怕又爱,爱它带来机遇,赋予人生价值,怕它突然一击。
  完全害怕无常的人,是拥有一切的王,当他应有尽有后,无常除了突然一击,还能给他什么?周幽王那把火,就是无常之火。
  革命者最爱无常,当文王发现天命无常时,他欣喜若狂。当年,漳河边上,有一座殷墟,据说那里花天酒地,暴政虐民。从殷墟往南不远,有一处,名叫羑里,那是一座监狱,3000年前,关押了一位思想者,他就是周文王。那时,他已年过八旬,从监狱向远处眺望,天地之际,无平不陂,有蓍草青青,开出白花点点,与他相伴,他用蓍草“演易”。《博物志》说蓍草通灵,“蓍千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演易”便是在无常中算出易姓革命、改天换地的真谛。就这样,一个囚徒,竟然要为天命立法了,一位革命者诞生了。
  王朝中国的历史,从三代开始,就是一部革命史。三代以前,流行禅让说,然文献可稽,却是革命。殷周之际,是个大革命的时代,《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的口号,就这样从那个时代一直传到今天来。周人就被《易》带到历史领域,以革命造就历史。
  在中原大地上,你随便摸一下,都会感到革命的滚烫。
  安阳发现殷墟,那里有甲骨文出土,而汤阴之羑里,则是《周易》诞生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还有新乡,那是革命的发源地,不光周人革命的牧野之战在新乡,殷人革命的鸣条之战也在新乡,中国革命的两位祖师爷汤和武,都在这里梦想。
春秋世界,埋伏了多少这样的革命者?期盼天命无常。
  当无常到来时,礼崩乐坏了,新生代,除了对无常感兴趣,还有谁会对礼感兴趣?人们不喜欢再被旧礼“体制化”了,但喜欢诗的道德理想主义,诗是人内心的道德律。人因礼,活在有常里,人爱诗,可以体会无常的悲喜。无常已经来了,就要投入到无常中去,用理想的光,照亮无常的行止,在无常中诗意地栖居。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纷乱的春秋世界充满了诗语,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时的欣喜和恐惧。因此,在诗里吟唱礼的精神,以维持无常带来的不安。
  《诗经》开篇,便展示了那时君子淑女的相恋,诗以“关关”之鸟鸣起兴,雎,喻君子之性,鸠,喻淑女之性。君子与淑女,是周人之国民性。君子如雎,淑女如鸠,君子打天下,淑女“宜其室家”。
  君子与淑女,为战争年代,提示了一种人生理想。淑女美如“窈窕”,“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君子因爱慕而“寤寐求之”,交往而“琴瑟友之”,终于迎娶而“钟鼓乐之”。自发性的礼仪,源于爱情,发为礼教精神。
  卫风里有一种“忧”,这是生于忧患无常之际的“忧”,却为春秋时期人性的觉醒立道德之法,而以诗的形式吟唱出来,又何其“忧雅”。有意味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似乎认定诗不言福,所以多诉“忧”,造就了一代“忧雅”的国民气质。
  在“王命不行”时,春秋人开始强调礼的精神功能和本体意义,其结果使理性思维的自由能量得到空前释放,思想获得意外收获。
  昭公五年载:鲁侯去晋国,一路上,全无失礼之处。
  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很懂礼吧?对曰:鲁侯哪里懂礼!公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的行为都合于礼呀!答曰:那是仪呀,不是礼。
  女叔齐的礼仪之辨,扬弃了仪,将时代精神“义”注入礼。
  赵简子问子大叔,与人交往怎样行礼,子大叔回答说,你说的那些都是仪,不是礼。问:那么什么是礼?对曰: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天经地义,具有自然法性质,从自然法里引申民法,就是礼。诗经的吟唱,便是将自然法“博施于众”的实践理性。与旧礼仪相比,春秋人对的“义”解释更为精彩,他们将“诗义”注入礼,使礼新生于世俗的意义中——礼义:“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忧雅”的情绪表达民意,《国风》不是“王风”,却是民心的风向标。《魏风·硕鼠》,在春秋国际政治中常常具有翻云覆雨的作用。霸政之下,民心所向,是礼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制裁常常受民意的引导,君无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
  当贵族特权之礼溃于无常时,“诗”之“忧雅”风范,反而上升为普适之礼,成为一种道德契约的绝对精神。
  从西周到春秋,五百多年间,他们就这样诗意的栖居。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百人、千人大合唱,合唱着风、雅、颂——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西周的礼的火炬,春秋时已奄奄一息,当诗的火花渐枯之际,孔子“作”《春秋》,让正义的太阳从历史理性中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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