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瀚海到南海
2018-04-07 10:19:21作者:李伯重 来源:中国经营报 评论:

“也许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却对你兴趣甚浓。”

这是苏联红军缔造者托洛茨基说过的一句名言。不同国家之间总会发生矛盾和冲突,一旦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就会导致战争。因此不管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战争都不可避免。

一个国家面临的威胁和潜在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特点。在近代以前,最直接的威胁通常都来自相邻的国家或者地区。到了近代早期,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距遥远的国家也会变成敌手或者潜在的敌手。

如前文(2018年4月2日E1版文章《拓疆之路》)所述,由于缺乏诱因,中国对于向外扩张兴趣不大。但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其周边环绕着形形色色的邻国。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时而友好,时而敌对,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情况下,对攻击中国往往兴趣甚浓。

“边缘”的中国

在《拓疆之路》一文中,我曾引用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的话,“(中国)四周的防卫非常好,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所提供的防御”。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并不能使它免于受到外来的攻击。相反,中国历史上多次面对外族入侵,并且几度“亡国”。

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入侵,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中国是一个陆上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北起鸭绿江口,南至广西防城港,长达18000公里。这一特点,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在地理政治学中,这种陆海复合型国家也称为边缘地带国家。号称“围堵政策之教父”的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说:

“东半球的权势冲突,向来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带的权势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起到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不得不同时面对海陆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

在早期全球经济化时代之前,北亚、青藏高原和东南亚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对中国不构成严重威胁。只是在唐代,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和云贵高原上的南诏勃兴,成为唐朝的劲敌,但之后两者也沉寂下去了。然而,有一个地区与上述各个地区不同,成为中国两千年间主要威胁来源地——那就是介乎北亚和中国华北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区,著名学者丹尼斯·赛诺称为“中央欧亚”,而学界更通常说的是“内陆亚洲”,简称“内亚”。提出“内亚”概念的学者拉铁摩尔(20世纪上半叶曾来华考察研究多年,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说:

“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边海洋的限制一样。有的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界有着很清晰的分界线。若干世纪以来公认为是人类最伟大标志的长城,就是中国历史的这种象征。但在其他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疆并没有像长城那样清晰的界线,而只有一些边疆地带,其南北的深度不同(在西藏是东西的宽度),伸展到西伯利亚的原野及山林、中亚的深处以及西藏的荒凉高原。”

拉铁摩尔进一步论述道:

“虽然在这片地区曾发生过若干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征战与移民,但一般说来,它只是一个阻隔地带,时断时续地维持着中国与中东、近东和欧洲仅有的交通。虽然在中国的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欧洲的大西洋岸及北冰洋之间,有世界上最大的一片陆地,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步过程却不一样。直到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新时代的可能性才表现出来。”

欧亚“气压区”

拉铁摩尔把这个地区视为一个“阻隔地带”,但赛诺认为这一地区处于各个大文明(如欧洲—俄罗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彼此竞争角逐的关键区域。事实上,这个地区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阻隔地带,但在人员流动方面却是一个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大通道。欧亚大陆的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大通道进行的。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代表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形象地把欧亚大陆两端的东亚和欧洲称为“两个气压区”,一旦一端出现大的“气压”变化,就会通过这个通道传到另一端。这种传导是生活在通道上的游牧部落实现的。

为什么这条通道上的游牧民族会不断地长途移动呢?那是该地区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内亚地区多由沙漠和干旱的草原组成。布罗代尔说:这个地区生存条件恶劣,“沙漠和大草原夏季裸露在阳光暴晒之下,酷热无比,冬季则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下。”虽然有一些绿洲可以耕作,但基本生存方式仍为游牧,大多数居民是各种各样的游牧人。布罗代尔认为:

“在这些环境恶劣的地区生活着各游牧民族,土耳其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从他们在历史上刚一出现,直到他们辉煌的历史终结之时,也就是说到17世纪中叶,留给人们的就是如下印象——凶猛、残酷、富于亡命精神、骑着大马的暴徒。事实上,只是到了17世纪,在火炮的帮助下,定居民族才真正击败了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

游牧这一生活方式,决定了上述地区的游牧民族尚武好战的传统。布罗代尔进一步指出:

“真正对文明地区构成威胁的蛮族,几乎属于同一种人,即在旧大陆中心的沙漠和草原生活的游牧部落,而这些异乎寻常的部落仅在旧大陆出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颗粒细小的火星足以点燃整条火药线,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经过多年的积累,人口流动能在几千公里沿线引起连锁反应。”

这种流动的最大目标,是进入该地区之南的富裕农业地区——中国、印度和欧洲。而要进入这些农业地区并不困难,如布罗代尔所言:

“中国塞外人口稀少,几乎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真空地带。印度的旁遮普早在10世纪已是穆斯林的天下,来自伊朗和海拜尔山口(亦译为开伯尔山口,今阿富汗境内)的游牧部落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至于东欧和东南欧的堤坝,其牢固程度随着不同的世纪而异。游牧部落正是在这些疏忽、软弱和防范不力之间找到活动的空隙——根据欧洲、伊斯兰国家、印度或中国便于他们生存扩张的程度,他们按照物理法则做出选择,在东西两个方向飘忽不定。草原的游牧部落随着狂风蜂拥而来,它们始终根据防线的强弱而向东或向西发展。”

攻守藏玄机

面对这股飘忽不定的严重威胁,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在地理上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位置:

“印度只有一个穿过阿富汗山脉的狭窄的海拜尔山口向游牧世界开放,而中国很不幸与广袤无比的戈壁沙漠接壤。自公元前3世纪起开始兴建的万里长城是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但与其说它卓有成效,不如说是象征性的,在历史上曾多次被突破。”

他继续分析道,到了明代,这种来自西北方的威胁依然很严重:

“中国于1368年驱逐了蒙古人,明朝皇帝焚毁了蒙古人在戈壁沙漠中的喀喇昆仑大本营。但在这次胜利后,长期驻足不前又促使游牧部落向东反扑,以往历次骚扰造成的真空容易引起新的骚扰,每次骚扰的间隔由一二年至一二十年不等,而其运动的范围却越来越推向西方。诺盖人(编按:又称高加索突厥人,现多聚居于俄罗斯联邦里海以东地区及乌拉尔河一带)于1400年从西向东渡过了伏尔加河,沙漏在欧洲开始慢慢地倒转过来,二百多年来向西方和脆弱的欧洲涌来的部落,从此被遥远而衰弱的中国所吸引,在此后的二三百年内向东方发展。我们的地图概括地反映了这一倒转,其决定性事件是1526年巴卑尔征服印度北方,以及满洲人1644年攻占北京。风暴再一次袭击了印度和中国。”

因此在明代以前,内亚地区的游牧人从草原和沙漠入侵,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正如拉铁摩尔在回顾边疆与海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程度时所说的那样:“在欧洲旧世界及近东和中东,历史的大陆模式占有决定地位。”

基于这种情况,中国必须制定国防战略,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当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总结了历史上的中国国防战略,指出有两种战略传统,一种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遗产,表现为扩张主义和进攻性战争;另一种来自本土华夏国家的文明,表现为武力为辅,文化、经济和外交手段为主的“怀柔”面相。中国就是在北方边境不断遭到游牧人挑战时,交替运用这两大战略的。林蔚的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例如秦朝和汉朝是所谓的“本土王朝”,在其强盛之时,也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开边拓土。

大体而言,除元代之外,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采取防御的国防战略,这种战略又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具体做法是出兵境外,占据战略要点,进而在敌境内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达到保障本国安全的目的。所谓消极防御,则是御敌于国门之下,即沿着边境建立一条防线,以阻止敌人入侵。

中国对邻国开战,可以说大都属于防御性战争。即使是许多看似向外扩张的战争,实质上也是积极防御战争。例如汉、唐、清在中亚进行的历次战争就是如此。陈寅恪先生说盛唐时期积极在西北进行扩张,原因是:

“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编按: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唐朝时是“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诸山地区少数实力较强的国家之一)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编按: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特别是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的称呼)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

而宋朝则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也是这种“消极防御”战略的产物。

大国有苦衷

到了明代,以上两种战略都采用过。明朝初年以积极防御战略为主,明成祖曾派军深入蒙古草原追击北元残部,同时在东南亚也发起主动的军事行动,如对安南的战争。但以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为转折点,明朝转而奉行消极防御战略,原因是国防资源有限,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对付威胁最大的敌人。

土木堡惨败之后,明朝开始收缩国防的战略目标,把注意力集中到位于黄河河套内、水草肥美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地可以开发灌溉农业,能够向驻扎的部队提供给养,作为对抗蒙古的前沿据点。然而明朝无法动员足够的兵员和财力,来实施收复鄂尔多斯草原的计划,最终不得不采纳另外一种更加消极的战略,即沿该地区的边缘修筑长城,驻军戍守。

明代修建长城的时间超过两百年,总长度达6400~7300公里,工程极为浩大。沿着长城又设立了十三个边镇(即边防军区),明后期万历十年(1582年)时,驻军一度多达68.6万人。建造和维护长城,以及供养、装备庞大的边防军,必须投入巨量资源,这笔开支成为明朝政府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大大限制了明朝在其他方面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

南方和海上本来不是中国外部威胁的来源。可以说,明代以前,中国不太存在“南患”和“海患”,因此也未把对付南方威胁和发展海上力量,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选项。

到了早期全球经济化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一直是克服地理限制、实现跨区域征服的唯一有效工具。到了15世纪末,航海技术和地理科学已发展到足以改变海陆间的力量对比,使得海上强权成为中国新的外部敌人。

同时,作为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产物,东南亚的地区强权安南、缅甸和暹罗兴起,也对中国造成新的威胁(详见2018年3月19日E1版文章《“南洋”龙虎斗》)。对于明朝来说,一方面,“北患”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南患”和“海患”又相继出现,让人越来越头疼。

明朝很难设计出一种既能对付传统的“北患”,又能消弭新出现的“南患”和“海患”的国防战略。典型的例子是嘉靖十六年(1527年),明廷高层对于征讨安南的争论。提督两广军务兵部右侍郎蔡经呈上了一份十分详尽而务实的报告,提出如果出兵三十万人,以一年为期,需要粮饷一百六十二万石,造舟、买马等用银七十三万余两。即使竭尽两广的储备,尚欠兵十七万员,米一百二十万石,银三十四万两。假如不能在一年内征服安南,那么兵源和粮饷需求将更大。

一位积极主张对安南用兵的官员林希元也承认,虽然动用兵员数字不如蔡经说的那么大,但攻取安南也需要用兵二十万,作战两年,军费大约银一百六十万两,粮四百万石。因此,为将安南再次纳入中国版图而用兵,代价十分沉重。结果,朝廷采纳了蔡经等人的意见,取消了这次军事行动。

身为一名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说过:在近代早期的经济成长方面,法国是其幅员的“牺牲品”,因为较之英国而言,法国的国土“过大”。这个道理运用到明代中国的国防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明朝虽然有一支规模很大的军队,但面对国内外的各种军事压力,实际可以使用的军力非常有限,而其他方面的防务则只能采取消极应对的战略。在南方,明军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状况,在海上更是如此。

元代中国曾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实施大舰队外海作战的能力,可以征伐日本、爪哇等,但到了明代,尤其是郑和船队之后,国家却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以致倭寇横行东海、危害中国海岸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尔后葡萄牙、荷兰等西欧海上强国来到东亚海域,积极抢夺殖民地,垄断贸易,屠杀华人,损害中国的海外利益,鞭长莫及的明朝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东京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与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学术机构的客座教授(研究员)。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著作若干种。文章标题是本版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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