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衰落记
2018-02-09 13:41:48作者:范金民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20世纪初年,日本驻华领事和其派遣到中国各地的调查人员,曾将当时活跃的中国地域商帮作比较,说广东商帮虽在勤俭耐劳上逊于山西商帮很多,然而“性格活泼刚毅,豪胆敢为,处事敏速,出人意表,运转巨资,不失时机”,而且通晓海外事情,以至于几乎垄断了对外国的贸易。
  又说宁波商人“俭啬朴茂”,很像山西商人,却不如广东商人果断,“勤勉忍耐”不如山西商人而胜于广东商人,但“气宇豁达、豪胆敢为”远过山西商人,且举措活泼,思虑慎密,敏于商机,团结联合之强固、资本实力之雄厚,足以与山西、广东商人相抗衡,故雄飞于中国各市场,上海一地多半是宁波商人。
  1936年,柳亚子组织专修上海地方史志的上海通社顺着上述思路,曾将山西帮和广东帮、宁波帮作比较,认为山西帮是保守的,但谨慎、精密、勤俭,而且最雄于财力,经营起全国的汇兑业,支配着各地的金融业;广东帮是急进的,敏疾而豪放,最会做生意,到处经营着工商业,尤其是外国贸易以及其他对外事业,简直是独步天下。介于这两大帮的中间,隐然成为两大帮竞争者的,那便是宁波帮。宁波帮财力虽不及山西帮,但谨慎、精密和勤俭,却跟山西帮相仿,而没有一点顽固。宁波帮是进步的,虽则没有广东帮那么果敢决断,能在国内国外活跃,却稳健而着实,和广东帮正旗鼓相当。
  这些比较,都未提到曾经在明中期到清中期整整300年间领商界风骚的徽州商帮,说明其时后者已然衰落,风光不在,在各地商帮中的地位已明显下降。探寻徽商衰落的原因,还得从其擅长经营的行业和时代变迁说起。

“盐木典茶”俱式微

  人所共知,徽商自我标榜“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但其经营侧重点在盐、木、典、茶四业,而且各县商人各有重点。
  盐是徽商的龙头行业,也是国家垄断的利润丰厚的行业,其税收是最大的商税,到清末基本与田赋相等。明清时代,两淮盐业最为兴盛,两淮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明代中期,徽州盐商与山、陕盐商实力难分伯仲,而到明后期直到清中期,两淮的徽州盐商实力最为显赫,两浙的盐商清一色是徽商。
  总商是盐业富商的代表,大总商主要来自歙县。歙县人自豪地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而且各姓世代相袭,比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岭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均为声名赫赫的总商。
  乾隆时期也是徽州盐商最为风光的时候。总商的代表人物江春,总理盐务40余年,家资2000余万两白银,有二品布政司头衔,“以布衣交天子”,与乾隆皇帝交情颇深。但是到了道光初年,两江总督陶澍为推动官盐的销售,在两淮改变实行了200余年的纲盐法,而实行票盐法,凡是缴纳盐税的商人,均可凭票销盐,这就从体制上一举剥夺了徽商垄断经营盐业的特权,徽州盐商从此一败涂地,渐至式微。
  木业是徽商经营的另一重要行业。徽州木商主要是婺源人。木材从产地中砍伐下来,搬运出山,远涉江湖,长途运往缺木的江南,或输往耗材最多的京城,需要极为雄厚的资本,徽商连宗结帮,凭借其丰厚的资材,在木业中势力最巨。江南各地的木材商,直到清中期,基本上就是徽商。江南大都市中,如南京的上新河,苏州的齐门东西汇和枫桥一带,杭州的钱塘江岸,集中了徽州木商从长江上中游以至云贵川广深山老林运来的木材。南京的徽州灯是一大景观,就是由木商点缀的。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徽州木商王天俊等贩运木材,据控告,逃税部分就多达16万根,其实力可以想见。随着木材砍伐向西南边境的纵深山区挺进,原来通过江河输送的木材量日益减少。清代前期,随着沿海贸易的日益兴盛,福建和浙东地区的木材通过浙海关的分口平湖县的乍浦,源源输往江南和华北大地。而从事沿海运输的,实力最为雄厚的是宁波商人和江淮商人、山东商人,从事沿海木业贩运的,也主要是闽、浙商人,徽州木商的经营优势从此逐渐丧失。
  典当业在明代直到清中期,长江尤其是淮河以南几乎由徽商垄断。典当调济民间小额经济缓急,典铺虽小,但在店肆类生意中,资本相对巨大,又易成盗贼销赃场所,事关社会治安,所以开张要凭资质,官府审查特别严格,加上专业性强,获利与否多赖人力。徽州商人资本雄厚,与官府关系热络,精于经营,一枝独秀,势成必然。明代社会上动辄以“徽州当”或“徽典”来形容典当,徽州当几乎成了典当铺的代名词,“徽州朝奉”成了典当铺掌柜的代名词。
  清代歙县许氏,一家开有典当铺40余所,广泛分布于江、浙之间,许氏所开的典铺,从业人员将近2000人。据说其时北京城中仅徽商汪箕一人就开了几十家当铺。徽州有个谜语,叫做“两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谜底就是“徽州朝奉”。小说“三言二拍”描写典当铺商人,也往往拿徽州朝奉说事。明后期南京城里的典铺,因为徽州典铺资本大,福建等地商人开的典铺都先后闭歇。徽州典铺主要由休宁人开设,所谓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也唯休宁人称能,因为专业性强,凡是典肆无不有休宁人。
  典当是民间调济经济缓急的低级金融机构,到了道光初年山西票号产生,近代金融业发达,新式银行业兴起,典铺在金融机构中的重要地位日益下降,各地开设典铺者也不再像明中期到清中期,南则徽州人,北则山西人,而当地人逐渐增多,强龙难斗地头蛇,徽州典商不仅经营地域逐渐收缩,而且在其传统重点地区如江南等地,也面临着与当地人日益激烈的竞争,非复往昔可比。
  茶业是徽州商人的四大主营行业之一。明中期到清中期,长江中下游和淮河以南地区以及北京的茶业,势力最大的是徽商。鸦片战争上海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后,取代广州成为外销茶叶的第一大口岸,徽州茶商以其丰富经验和地理之便,实力持续上升了一段时间。近代上海的茶商也以徽商最有实力。徽州茶商主要来自歙县、绩溪和祁门。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胡光墉)就是个大丝茶商,其老家便在绩溪。
  即使如此,清后期,北有山、陕商人经营湖南茶,贩运北边和俄罗斯中亚等地,南有福建商人贩运武夷茶畅销西洋各国,徽州茶商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已,未能独擅其利。后来随着其他国家茶叶业的兴盛,世界茶叶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华茶出口价格大跌,茶叶往往受制于洋商,徽州茶商也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纷纷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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