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徽商为何未能转型?
2018-02-08 11:32:50作者:栾成显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世纪中期以后,实力雄厚的徽商为什么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进而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呢?又应如何解释徽商衰落的原因呢?
  从地理环境来说,徽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枢纽,既然在明代徽商兴起时这是一种优势,为何到了近代反成为一种劣势呢?当徽商兴盛之际,其所经营的商品已主要不是来自徽州本土,其经营活动和市场几乎覆盖全国,地理环境对市场与商品的影响退居其次,到了交通相对较发达的近代更加如此。很明显,这不能说是徽商衰落的决定性原因。
  从资本实力来说,徽商在其兴盛的几百年里所积累的资金是惊人的,它已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大商业资本的一个代表。明嘉靖时,严嵩、严世藩父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天下钱财,家中拥有的银两已达百万之巨。有一次,严世藩与朋友评论天下的富室,结果有17家列入首富,家财都超过了50万两白银。其中10家为宗室、官僚、太监、锦衣卫头子、土司及地主等,这些人主要通过掠夺方式聚敛财富,其余7家则有“山西三姓、  徽州二姓”及无锡两家,均为富商大贾。换言之,徽州大贾拥有的白银当时已富比王侯。
  遗存至今的徽州文书也证明,官方文献所记载的明清时代徽商“藏镪(银锭)百万、千万”,并非虚语。如清道光年间徽州黟县西递富商胡学梓拥有的典业资本,即达30多万两。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两白银,即使今天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多数徽商没能实现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因为资本不足,而是因为其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并不是工商业的再生产,而是购置地产、建造楼宇、奢靡性的消费以及报效宗族等,即主要用于所谓“肥家润身”上面。这与资本家把赚到的钱总是投入再生产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追根溯源,文化观念的不同,应为徽商未能与时俱进的深层次内在原因。
  由传统商业向近代工商业的转变,并非经营方式上的简单改良,而是体制上的根本变革,它本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有客观的环境基础,也要有合格的人力资本;既要有资金等物质条件,又要有文化观念上的准备。而文化本是体制之母,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徽商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徽商通常有多重身份,特别是一些大徽商并不是纯粹的商人,或是商人兼地主,或是商人兼官僚,或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徽商群体与封建势力非但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反而需要紧紧依附于封建机体之上。他们既是当时大商业资本的代表,又是封建性很浓的商帮,这就是徽商所扮演历史角色的两重性。
  提到徽州或者黄山风景,人们常常引用汤显祖的一首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此诗大约是他50岁前后所作,性格孤傲的他此时已辞官,穷困潦倒至极。诗前有一小序称:“吴序怜予乏绝,劝为黄山、白岳之游,不果。”事实上,这首诗的原意要表现的是对权贵的不屈服,同时也透露出他对商人和金钱的鄙视,而根本不是赞美黄山的,也不是称誉徽州的(黄山地处徽州,古人常用“黄白”代指黄金、白银)。
  汤显祖作为明末清初启蒙时代的一位大戏曲家,被喻为“东方的沙士比亚”,但此诗中所透露出来的对商人和金钱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深思。尽管明清时代已有人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进步思想,但四民(仕农工商)之中仕居首位、商属末流这种等级划分,即儒家思想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根深蒂固。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受到轻视仍是当时一个普遍性的社会观念。
  儒家思想文化在徽商兴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亦应看到,在儒家思想文化中,又有十分保守的一面。其世界观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儒家认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是唐尧禹舜,言必称三代。一切进步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就连18世纪走在中国前列的大思想家徽州人戴震,也没能完全摆脱这种局限,他最后是主张“西学东源”说的。至于一般的徽商,就更不用说了。
  儒家的保守思想严重地阻碍人们接受新事物,是体制转变的首要障碍。在中国和世界形势都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型的时代,满脑子儒家教条的徽商怎能看清当时的形势,又怎能认清自己的前进方向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商是成也儒家文化,败也儒家文化,经济与文化互动,不能不说是徽商兴衰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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