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缠斗瓦解大清国
2018-02-06 13:12:19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公权力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玩具

  自戊戌变法开始,清政府十分重视民营资本。但直到1904~1905年“利权回收”运动后,本土的民营资本才开始大规模接收支柱产业——原先由外资兴办的铁路。问题在于,激情不能替代实力,民营资本依然还不足以支撑铁路建设的投资,最后,大多数民营铁路公司都只能靠特殊政策生存:向老百姓收取“租股”,这等于是强行集资摊派。
  所谓的“民营”公司,蜕变为了利用公权力牟利的“赢利型”经纪人,在政府那里,他们是商人,是民营企业,在那些“被”股东的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有着公权力的“二政府”。这是一种大清特色的畸形的民营企业。
  这种畸形的民营企业,成为社会财富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掠夺者,政权和民众都深受其害。史学界的主流总是将保路运动归结到清政府的“国进民退”,这是极不客观的。铁路国有绝非“国进民退”,而是对投资主体的正本清源,包括后来策动保路运动的那群人,当时也积极拥护,希望政府来帮他们解套。至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翻云覆雨,我在《中国经营报》的专栏“出轨1911”及《辛亥计划外革命》的书中描述得相当详尽。
  1910年上海股灾,对清政府造成了沉重的打击:(1)直接的经济损失;(2)暴露了大量的监管问题,令政府权威严重受损;(3)不得不救市,却又没有能力真救市,导致更大的经济损失和权威受损;(4)投机者一地鸡毛,最后政府被迫打扫战场,清理垃圾。
  而川汉铁路公司的300万两巨额亏损,就是给政府留下的一道难题。违规炒作的川汉铁路公司,非要政府为这些损失埋单,如果接受,于法无据,于理不合,也会导致各地攀比,成为鼓励“劣币”。所以,中央选择的是严拒,绝不妥协,川路公司就用裹挟民意用“保路运动”来胁迫,最后彻底失控。从“经济掀翻政治”的角度,辛亥年巨变或许是如下的路线:
  监管缺位——违规炒股——股灾巨亏——赖给政府——政府拒绝——发动民意对抗——失控蔓延。
  当然,这是表面的线索,而深层的则是公权力的异化。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控制了商与政、国与民、公与私。至于革命、改良或者保皇之类,无非都是口号,随时可以替换。

善政成苛政失去民意

  清末已经无人公开反对改革,大家都想着如何利用改革,这反而令改革比之前更为艰难,成本和风险增大。
  以改革所需的金融基础为例。在财力困难而改革又需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大规模铸造铜元,且没有足够的储备金,直接开动铸币机,成为公权力对民间财富的直接掠夺。铸造铜元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利润”,根据记载,少的有25%左右,高的达66.67%,这在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涉及民生的几乎所有改革,到清末几乎无不失败。一切善政,经过官僚机器运作后,几乎无不变质成为苛政。如推行宪政选举所必须的户口调查,成为地方政府搭车收费的机会,引发不少暴动,而那些鼓吹立宪的理想主义者却并不在乎“行宪”的这类技术细节。再如引爆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中央的一大配套措施就是取消“租股”,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仁政,但既得利益集团干脆隐匿中央文件,民众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被剥夺。
  善政被异化为苛政、甚至暴政,导致政权日渐丧失民意基础;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令政权失去了精英阶层的效忠;而超速失控的政改,再令中央丧失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综合在一起,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确切地说,我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其实是“崩溃”,清政府自己推翻了自己,所谓“亡秦者秦也,非六国也”,并非什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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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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