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之死——被诱杀的海洋帝国
2017-12-06 13:20:27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
  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设了法场。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叹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说完伸颈受刃。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诱杀陷阱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弃义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王直人头落地的不远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都属于徽州。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小干部。而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他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工作能力本来就很强的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在赵文华的保驾护航下,胡宗宪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接替巡抚差使。随后,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任总督,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 “首倭而作乱者,徽人王直也”,“其余皆鼠辈,毋足虑。”“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向王直传递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杠。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的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还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复为跋扈”的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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