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下的大拆迁——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天津
2017-10-11 13:11:38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在经过数天的烧杀淫掠后,联军成立殖民军政府,对天津进行市政和行政管理,天津从此进入长达两年的“都统衙门”时期。这一时期对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记忆来说,是痛苦和屈辱的,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先进的城市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公交、自来水、地下排污系统等一系列城市基础建设也在天津展开。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在血泪中走向被刺刀划出的现代文明。

  一个喜庆、祥和、安乐的春节,对于天津百姓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奢望。
  连天的炮火早已停歇了半年,来自八个国家的军队,依然在这座城市内外巡游。军事行动几乎停止,八国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要在这古老帝国的津门留下自己的形象工程。
  大拆迁即将展开,首当其冲的就是古老而坚固的城墙,那令数千各国士兵喋血异域的城墙。

毁墙造路

  这是1901年1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腊月初二。一张告示张贴在天津的大街通衢上: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津郡街市地面窄狭,于各商往来运货甚为不便,兹本都统等共同商定,所有周围城墙全行拆尽,即以此地改筑马路之用。其靠城墙各房间,仰各业主速行拆去,其砖瓦木料等项准各房主领回。为此示谕各民人等知悉,仰即凛遵勿违,切切。特示。”
  这是一张官府的告示,而那加盖其上的依然殷红鲜艳的关防大印,却是一个在大清朝的政治序列中难以查到的新机关:“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
  这是一个“洋衙门”,八国联军在天津设立的军政府。  
  此前一年的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两天后,联军指挥官开会协商城市秩序恢复问题。经过多方斡旋和博弈,在7月18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各国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军官担任委员,拥有同等权力。7月30日,临时政府正式设立,俄国的沃加克上校(Konstantin  Wogack A Wogack,曾担任驻华使馆陆军参赞,参加过1898年旅顺口战役,任关东军参谋长)、英国的鲍尔上校(Hamilton Bower,此人以在威海招募和训练“华勇营”著名,1901年12月后改任北京公使团警备司令)和日本的青木宣纯大佐(Aoki Norizumi, 1884年即派驻中国,是日本军部第一个“中国通”;1897年任驻华使馆武官;1901年4月后任日军参谋长;1913年后任旅顺要塞司令。退职后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组成3人委员会,共同主持有关事务。
  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被称作“总督衙门”,半个月后被更改为都统衙门。这一中文名称的选择,体现了八国联军的“良苦用心”。满清入关后,八旗兵“驻防”内地十八行省各要津,专设将军、都统、城守尉等职官统率。其中,张家口和热河等处设都统,官阶与将军一般,为从一品,其官署称都统衙门。都统不仅是军官,也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兼管民政。八国联军取都统衙门为名,在其发布的中文告谕中,也称临时政府委员为“都统”,精确表明其“军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性质,也表明了其时列强已经深谙“中国特色”的官场称谓。
  天津都统衙门成立之初,当时军队数量不多的德、法声明,临时政府的这种组成只是暂时的,今后他们在军队数量增加后,也要委派临时政府成员(“都统”)以求公平。于是,同年11月,随着联军人数增加,都统衙门又增加法、美、德三国军官,扩大为6人委员会,并保持到最后解散(期间任职者一直有变化,但人数没变)。
  都统衙门初建时,管辖区限定在老城以及城外土围墙以内地区。1901年2月,都统衙门宣布扩大管辖区,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纳入都统衙门管辖。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
  美国军方的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恩斯坦(Lewis Bernstein)认为,都统衙门在天津的城市发展史中的影响和作用,自1927年以后被忽视和遗忘了。在其所著的《沦陷之后:外国占领下的天津,1900-1902》(After the Fall: Tianjin under foreign occupation, 1900-1902)中,他认为都统衙门在西方和中国关系史中作用重大,一方面,都统衙门改变了天津的城市外观;再则,都统衙门向满清政府示范了“现代管理方式是如何令城市成为赚钱机器”;三则,这是罕见的西方军队占领、治理中国城市的例子。
  从1900年7月30日临时政府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将政权归还给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为止,都统衙门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大约2~3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以法文一一记录在案,最后汇编为几大本《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在直隶总督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收回天津主权时,这些会议纪要作为法律文件移交清政府。
  拆除城墙的提议,是在1900年11月26日都统衙门第74次会议上提出的:
  “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本委员会决定报告联军各国司令官,请求下令拆除天津城墙。并请瓦德西伯爵阁下在以后中国与列强进行协商谈判时,加入下令今后永不再修建城墙的条款。”
  在公开宣称的“军事”与“卫生”两大因素中,军事显然是最为主要的。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坚固的天津城墙和勇敢的聂士成武卫军,令八国联军死伤惨重,拆毁天津城墙,不仅将解除天津的一大防卫,更能为中国人留下一个永久的教训,如同当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一样。
  各国军队指挥官一律表示赞同,都统衙门随即责令属下的公共工程局上报拆墙方案。公共工程局的方案是:12月31日从西侧动工拆除城墙,首先试拆20米,以便搞清楚城墙的结构,待掌握确切情况后,便可签订全面拆除合同。都统衙门测算了此次大拆迁的直接成本:“政府支付现金10000元和大米10000袋作为拆除城墙的费用。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及其他物料和地皮归临时政府所有”。
  都统衙门的汉文秘书、精通中文的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北洋大学即今日天津大学的首任校长)随即草拟了拆除城墙的告谕,广而告知。吊诡的是,这一油水并不算小的工程,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最有武力后盾的西方商人却没有染指。至于这两位(或几位)商人是如何获得这一项目的,在官方纪要中没有任何记载。
  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拆城运动拉开了序幕。天津率先进入了大规模城市改造时期,拆迁成为都统衙门会议的经常性主题,千年城墙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沿城墙基址修筑的四条马路,即现在的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和西马路。城墙之外,更多的有形与无形的东西被拆毁,都统衙门宣布同时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电车、电话、电灯、公共厕所、城市排水系统等),并以严厉的手段规范占领区的生活习惯,比如澳洲军队就曾在自己的辖区内规定,对乱扔垃圾者处以鞭打50的重罚。
  天津开始越来越在面貌上和心理上远离北京。当天津在对城墙大拆迁时,北京却在大力抢修在战争中损毁的城墙,刚刚结束流亡返京的清政府,充分发挥了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仅仅由袁世凯奉旨监督的正阳门重修工程,就从1902开始耗费了整整五年和四十万两白银,还聘请了德国建筑师。当然,昔日的旧影无法掩盖现实,为了铁路的修建需要,北京的城墙再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金瓯无缺”的地步,永定门西侧、东侧的城墙先后被扒开了口子,而前门火车站的建立,干脆导致前门、哈德门等内城南门的瓮城城墙被拆毁,紫禁城之外,实际上已经没有完整的城墙了。
  拆除城墙,在当时的世界似乎也是一种时髦。世界各地的城市发展,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力图摆脱城墙的束缚。此前最著名的榜样,就是十八世纪中叶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当时的巴黎市政长官欧斯曼主持著名的巴黎改建工程,大规模地拆除城墙改建环城路,令巴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国际大都市,欧斯曼也成为城市规划的奠基人物,尽管在其去世130年后的今天,不少法国人还在声讨其对巴黎老城的“屠杀”,认为他是一个毁坏了无数历史文化遗产的蹩脚规划师,但后世很多“拆迁派”却将他奉为圣贤。
  在拆除城墙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了罕见的“开放”精神,如果说天津城墙多少还是在刺刀下被迫拆除,但随后其他中国城市就开始自觉地、甚至急迫地要破墙而出:
  1906年,在汉口绅商的强烈要求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意拆除同治年间为抵御捻军修筑的城墙堡垣,并在原址基础上修筑一条后城马路。
  不甘落后的上海绅商拆毁上海城墙的要求却是屡受挫折,在经历了12年的“上访”后才于1914年获得官方批准,这年,上海人终于过上了第一个没有城墙的冬天。
  再之后,长沙、广州、梧州等亦纷纷仿效,城墙在中国如多米诺骨牌般被纷纷推倒……中国人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向“文明”和“现代化”大跃进的勇气和决心。那些似乎亘古不变的城墙,被当作封闭、落后、愚昧的象征,成为“改革”的靶子,而若干年后,当大家发现拆毁城墙依然还是不能救国后,“孔家店”便成为下一道必须拆除的“城墙”。然而,城墙依然在中国人的心里烙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必须要有一个中心、一切必须围绕一个中心,这种“中心”意识依然宿命般地缠绕在中国人的生活和生命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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