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缘何轻视康有为?
2017-09-23 09:55:58作者:马忠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对于光绪帝在新政中听信康有为而采取一些激进措施,荣禄是不赞同的,特别是对改革官制等违反“祖制”的做法,更是不以为然,这一点与当时许多朝臣十分相似。然而,康、梁在戊戌政变后的宣传中,将荣斥为“顽固”大臣、扼杀改革的“凶手”,加以猛烈抨击,对后世影响甚大。

   其实,单纯就荣、康关系而言,荣禄对康有为并非从一开始就严厉排斥和反对,他们之间从无私人交往,只是公开场合的会面而已,这跟荣禄与翁同龢的关系一样。康、梁在政变后极力宣扬翁对康的“赏识”,同时夸大荣对康的“排挤”,这些都是出于开展保皇活动的宣传需要,并无可信的事实依据。

   戊戌年春,康有为只是一名级别较低的额外主事,试图通过同乡大员张荫桓(均为广东南海人)的路径,在外患急迫的背景下,设法获得光绪帝的格外恩遇,实现仕途的跨越,以大展自己的变法宏图。这种寻找政治捷径的理念,在传统士大夫中比较常见。因此,在位高权重的荣禄眼里,康有为充其量只是张荫桓积极保荐的一位颇有才具的同乡官员,至少最初对这位六品主事并未太过看重。康氏著述中所言荣、康二人的关系有夸张失实之处,需要予以考订。

荣、康争锋 子虚乌有?

   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1897年)后,康有为在北京的政治活动,一直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大臣张荫桓的幕后支持。康又与高燮曾、王鹏运、宋伯鲁等言官联络,相互声援,形成了呼吁变法的浓厚氛围。但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本衙门代奏上书,或由翁同龢直接向皇帝疏通的尝试先后失败,最终被迫采用“买都老爷上折子”的策略——梁启超在甲午战后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曾谋划联络同志、募集重金,买通京城言官上疏,变革科举,故称之为“买都老爷上折子”。

   在张荫桓的暗中操纵下,通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获得总署大臣问话、代递条陈等机会,并实现上书皇帝、获得赏识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荣禄与康有为有过一次会面,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经张荫桓策划,当天康被约到中南海总理衙门西花厅谈话,荣禄参加了问话。康有为后来回忆说:

   正月初二日,总理衙门总办来书,告初三日三下钟(即三点钟)王大臣约见。至时李中堂(鸿章)、翁中堂(同龢)、荣中堂(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相见于西花厅,待以宾礼,问变法之宜。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廖问宜如何变法,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李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答以:“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翁问筹款,则答以:“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按康有为自己的说法,他继续慷慨陈词:

   于是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之法,并言“日本维新仿效西法,法制甚备,与我相近,最易仿摹,近来编辑有《日本变政考》及《俄大彼得变政记》,可以采鉴焉。”至昏乃散,荣禄先行。

   康氏的这段回忆,将荣禄放在第一个反对变法的位置上,不过,二人是否曾当场针锋相对进行争论,令人怀疑。这只是政变后康氏的一面之词。从情理分析,对康而言,获得当政诸臣听取意见的机会十分难得,其侧重点可能是专注地介绍自己的建议。但是,还没有说出主张和见解,就遭到荣禄的“训斥”,这是不合逻辑的。

   翁同龢这天的日记中称:“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翁氏提到康氏侃侃而谈的情景,并未有荣禄驳康的情节。张荫桓这天的日记也写道:“约康长素(康有为号长素)来见。合肥(李鸿章)、常熟(翁同龢)、仲山(廖寿恒)见之,余与荣相续出,晤长素高论。荣相先散,余回西堂料理问答。”

   张、荣“续出”,可能是张邀荣出场的,张也未言荣、康有过争论之事。看来荣禄对康的主张并不感兴趣。所以,康自称荣禄与他首次见面就表明“祖宗之法不能变”,对其驳斥,恐不足信。

不对等的“政敌”

   开保国会是戊戌年春康、梁在京颇有影响的活动。荣禄对康的态度,也反映在制止其亲信李盛铎参加保国会之事上。李盛铎,号木斋,系翰林院编修,经荣禄举荐,为督办军务处文案。但他与江西籍同乡文廷式(号芸阁)、陈炽(字次亮)气味相投,在京城士人中有“江西三子”之誉。

   这年三月,康、梁组织在北京开保国会,宣传变法,李盛铎最初曾参与策划。由于李不同意邀请朝士(京官)开会,与康、梁产生分歧,没有参加开会活动。不仅如此,据说受到荣禄、徐桐的“唆使”,闰三月二十三日,李盛铎以御史身份上折请防党会流弊,意在攻康,刷洗与康、梁的关系。

   政变后,在荣禄的举荐下,李被任命为驻日公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御史张荀鹤曾参劾李盛铎说:“现驻日本使臣李盛铎,诪张为幻(以欺骗迷惑别人),上年康逆设保国会,盛铎实供其费。虑人指摘,缪为弹奏,奏草即康逆代定,踪迹诡秘,与康逆时离时合,密谋煽惑,物议沸腾。”在康梁变法失败逃亡海外后大半年,还有人借保国会参劾李氏,可见李与康、梁在戊戌年关系之密切。他后来并未受到追究,应与荣禄、徐桐等当权者的庇护有关。

   荣禄对康有为没有好感,可能与许应骙的影响有关。许是粤籍官员(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祖辈),以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与康关系不谐。因为同乡的关系,许完全知晓康有为通过张荫桓在总署上书的活动,并持反对态度。而康、张通过总署向皇帝进呈书籍和条陈,又选择许应骙请假期间,特意避开他,可见彼此矛盾之深。戊戌年五月,康有为怂恿宋伯鲁等人攻击许“守旧”,光绪帝对许大加痛斥。许应骙与荣禄在总署中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肯定,荣禄对康氏的了解大部分来自这位广东同僚。

   戊戌年四月二十五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人。这是康、梁幕后策划的。疏上,光绪帝命康有为与刑部主事张元济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而这一天恰好是荣禄任职直隶总督谢恩。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不仅召见了康有为、张元济,也召见了荣禄。康与荣禄因而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对于荣、康的见面,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

   既退出,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时李合肥谢恩同下,面色大变,对我叹惜,谓荣禄既在上前面劾我,又告刚毅上欲赏官勿予,当予微差以抑之。上问枢臣以位置吾时,廖仲山将欲言请赏五品卿,而刚毅班在前,请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盖欲以辱屈我也。

   这天李鸿章因为向太后谢恩来到颐和园,据张荫桓日记,召见前一天,康曾与李鸿章、张荫桓、张元济共进晚餐。如上所述,康自称召见当天李鸿章告诉他,荣禄在光绪帝前面劾康,又说荣禄告诉刚毅,如果皇帝要赏官给康,就给个小官打压一下他。

   康所说的这些情形恐不可信。堂堂大学士李鸿章,怎么会攻击同僚荣禄,来讨好一位新进的低级司官?刚毅本来仇视变法,抑制康氏亦属必然,何必还要荣禄来授意?这些都不合常理。

“康与荣有交情否?”

   根据《邸抄》(清代一种公开发行,用于通报朝政文书和政治新闻的公告,又称《京报》),这一天光绪帝先后召见了荣禄、山西知府崇祥、康有为、张元济和大臣军机。参加召见的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曾多次回忆此事。他在《清宣统三年排印本康有为〈戊戌奏稿〉跋》中谈到了觐见情况,称:

   戊戌四月,余以徐子静(徐致靖)学士之荐,与长素先生奉旨同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是日晨,余至颐和园朝房谨候,长素已先在。未几,荣禄踵至,盖亦奉召入觐也。长素与荣谈,备言变法之要。荣意殊落寞,余已窥其志不在是矣。有顷,命下,荣与长素先后入。既出,余入见。

   后来又回忆说:

   二十八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在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

   时隔多年,回忆不免有误差,召见地点并非西苑,而是在颐和园勤政殿,但是,张元济的回忆内容十分平实。荣禄有大学士之尊,“架子十足”并不奇怪;康在朝房里跟荣禄大谈变法,历时甚久,似乎也符合康的性情。而荣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说明对康并不以为然,只是敷衍而已。

   日后主持商务印书馆而成一代著名出版家的张元济,当时是因开办“专讲泰西诸种实学”的通艺学堂受到皇帝赏识的。此次召见之后,张曾赴天津向荣禄寻求帮助,希望他资助通艺学堂。为此,荣禄致函张元济称:

   津门握晤,藉慰阔衷。京师通艺学堂经执事邀约同志,悉心经理,风气渐开。堂中诸事,亟待扩充,需费较巨。承商一节,拟由北洋每月加增捐银五十两,自七月分起,仍交王菀生(王修植)观察代收寄京,以副雅意。

   从荣禄支持开教习西学的学堂这个态度看,也不能算作顽固人士。

   当然,也有人对康有为召见的结果极为关心。五月初二日,张之洞发电给侄子张检(字玉叔),令其向维新派骨干黄绍箕(张之洞侄女婿,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据称政变发生时冒险通报康有为助其逃逸)、杨锐打听“康有为召对详情如何,政府诸公赏识否,康与荣有交情否?派在总署,想系章京,上谕系何字样?到总署后是否派充总办?有主持议事之权否?现议变法,所急欲变者何事?张元济用何官?都下诸公、湖南京官有议论否?”张之洞担心康有为会得势,所以打听了很多细节,连康与荣是否有交情也成为他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总之,戊戌政变前荣禄与康有为有过两次见面,他对康之言论不认可,视为“变乱祖制”,确是实情。不过,二人正面交锋的可能性很小。荣禄身居大学士,与地位差距悬殊的普通司官当堂辩论,跟清代的官场习惯不尽相符。康有为后来在描述与荣禄的关系时,刻意渲染荣禄“反对”变法的倾向以及对他个人的敌意,未免有自抬身价之嫌,这是读史者必须注意的。

   本专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和史料学研究。著有《晚清人物与史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合作整理《张荫桓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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