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政操盘“荣庆配”
2017-09-23 09:53:30作者:马忠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荣禄任直隶总督期间,即戊戌年四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正是光绪帝乾纲独断、积极推行新政之时。虽出任外官,毕竟近在咫尺,荣禄对京内的政治动态十分关注。随着变法情势微妙变化,戊戌年七月底,他以疆臣身份参与宫廷密谋,与庆王奕劻等满洲权贵一起幕后策划,推动太后训政,成为扭转朝局的关键人物。

   凭借操练新军、推动军事改革起家的荣禄,本来“咸与维新”,督直数月也曾遵照皇帝谕旨试行“新政”,为何会做出如此出尔反尔的抉择?我们不宜片面信从后来康、梁的说法,将此次“训政”或曰“政变”仅仅视之为对变法的镇压,而要进一步追问:身处风暴中心的晚清最高统治阶层,到底何所见?何所思?何所想?

   “近日号令,但恨两耳不聋”

   戊戌年六七月间,光绪帝在同军机大臣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雷厉风行,推动新政,引发朝局动荡。当时谣言盛行,人心惶惶。罢礼部六堂官、越级提拔军机四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已经动摇朝廷原有的权力结构,引起很多权贵担忧。皇帝“生病”、太后训政的一幕历史终于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荣禄与庆王奕劻正是其中最关键的操盘手。

   有不少私家记述称,戊戌年四月慈禧放手让光绪帝进行变法,不过欲擒故纵之计,她就等着光绪帝出现败笔,正好伺机卷土重来,再度执掌权力。荣禄也被说成是慈禧此举的同谋。杨锐的女婿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回忆道:

   荣相春间曾语人曰:“近日皇上大为任性胡闹,我不能与之共事,极思出京……此等话像话乎?何足以治天下也,配作皇上乎?”

   又称:

   六月诸守旧大臣以皇上变法,焦愁不已,多有问之荣相者。荣相笑曰:“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这些政变后追述的说法不尽可信,荣禄藐视皇帝的话尤不可信。尽管从戊戌年春起,慈禧、荣禄等实权派对皇帝的激进作风就颇有微词,但仍只是采取观望态度,还不能说故意设下圈套、请君入瓮。那年六月,张之洞之子张权在给父亲的家书中称:

   刘博丈(刘恩溥,直隶籍官员,以敢言著称,属于张之洞为首的朝中清流派)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

   在慈禧眼中,皇帝如同她手中的风筝,飞得再远,也可控制,不必太担忧。直到光绪帝放出“一诏罢黜六堂官”这样的大招,加上突然裁撤京内衙署造成京官普遍恐慌,慈禧才意识到,一旦皇帝“乾纲独断”,她精心挑选用以辅政的军机大臣根本劝阻不住。因此,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皇帝“肆意妄为”便成为当务之急。

   荣禄、庆王等在七月下旬秘密策划慈禧训政,中止光绪帝推行新政,无疑有一定的舆论基础。因为百日维新期间的很多变法措施缺乏制度上的衔接,引起不少京官反对和批评。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帝师翁同龢突遭开缺回籍,其门人叶昌炽就在日记中称:

   阅邸钞,虞山师奉旨放归。朝局岌岌不可终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时矣。……柬蔚若,得复云:“近日号令,但恨两耳不聋,鄙人亦求瑱(耳塞)甚切。”

   “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吴郁生之字。从日记中提及两人信函往来中透露的信息分析,他们对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的新政“号令”并不赞同。叶、吴均是江苏人,且皆为翁氏门生,此刻连他们都站在了新政的对立面。

   开缺在籍的前四川总督鹿传霖本是个开明的洋务派,他也对新政不满,称:“翁去王(文韶)代,仍无起色。近日竟言西学,仍空谈不求实际,时局日坏,不堪设想。”又称“康有为以一主事准其专折奏事,遂大肆狂谈,请宫中设十二局,改藩臬为理财、慎刑二司,裁道府,升州县为四品,准专奏等语,交议,竟不敢驳,乃以或交六部九卿会议,或请特旨允行双请因此留中未定行止”。他对光绪帝如此优容职级低微的康有为,并为其新奇主张所吸引,感到不解。

   大约同时,李鸿章在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也说:“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借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

   李鸿章认为,枢臣皆“因循衰惫”,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辈“窃东西洋皮毛”,致使“无一事能实做者”。

   如果不考虑乙未(1895年)后李鸿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态,他对事态的分析及对当权者的批评,还是比较客观的。

   “戊戌变政,首在裁官”

   戊戌年七月十四日(1898年8月30日),光绪帝接受太仆寺卿(主管皇帝出巡车马事宜)岑春煊的建议,颁布谕旨,宣布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裁去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巡抚事归同城之总督兼管,河东河道总督裁并河南巡抚兼管。此外,还准备着手裁减地方冗吏。这一系列激烈的部门改革,触及大批保守官员的切身利益,尤其是裁撤京师衙门在京城士人中反响最大,因直接关涉众多京官的生计。

   时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宣统朝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来分析说:“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裁撤冗署的上谕下达后,友人安慰叶昌炽,“劝不必以一官为恋,别为生计”,他在日记中则慨然写道:“然寸铁不持,安能白战?家无长物,惟破书烂帖耳。”叶氏曾供职于翰林院和国史馆,日后以金石学、文献学研究及收藏闻名,这几句牢骚,表达了当时很多中小京官的心声。

   裁撤衙署导致数千人的生计一夜没了着落,特别是没有顾及到这些平日在清水衙门苦熬的官员下一步的出路,引发的怨气和抵触是超乎想象的,许多最初支持新政的官员内心也发生了动摇。正如时人所言,“京师惶恐,正符将欲裁九卿六部之谣”。

   当代清史学者孔祥吉认为:“整个看来,百日维新中关于官制改革的实施是不成功的。前期康有为强调新旧对立,忽视了以高秩(丰厚待遇)优耆旧;后期康有为虽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光绪帝又感情用事,以致激化了新旧矛盾,加快了政变的到来。”这个判断应大体符合当日的实际情况。

   总之,戊戌年七月以后,光绪帝在推行新政过程中的一些过激措施,不仅在士林中引起惊恐,更引来许多廷臣的抵触和恐惧。因此,在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胁的官员很快集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隐衷与纠正新政偏颇的冲动,使这股势力开始活跃起来。为数不少被目为“守旧”的官员们,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支持太后“训政”以中止新政。

   此一过程中,深受慈禧倚重的荣禄被推到了前台,在京随时可以见到慈禧的庆王奕劻负责暗中布置,“最关筋节”,善于观测风向的御史杨崇伊则再次发挥了马前卒的作用。

   杨崇伊字莘伯,他在甲午战后慈禧整肃清议的活动中,几次冲锋陷阵,曾参劾康有为等组织发起的强学会及其主要赞助人文廷式,非常善于迎合慈禧的心理。有资料显示,训政原来就是慈禧本人的意思,只是授意杨在外操作而已。

   政变后有人致函盛宣怀称:“闻杨崇伊纠众奏请太后亲政,以疏示李鸿章。李不肯签名。杨遂赴津,谋于荣禄。”“另闻训政系杨崇伊密奉懿旨告各大臣奏请,初三日赴津见荣面启云”。这些说法不是毫无根据。

   据说,杨崇伊曾“两至徐桐寓所相告”,不料徐桐竟“引疾高卧”,置之不理。叶昌炽则听说杨“先商之王(文韶)、廖(寿恒)两枢臣,皆不敢发。复赴津,与荣中堂定策”。上述情况细节彼此有些差异。九月二十三日,曾与杨崇伊等谋划联手弹劾维新派的江西籍官员蔡金台(翰林院编修、曾任甘肃省学政)致荣禄亲信李盛铎函中所记似稍详:

   而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是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语。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而无一应者,遂独上之。

   可见,杨崇伊为训政事找过李鸿章、徐桐、王文韶、廖寿恒等声望与权势兼具的实力派寻求帮助,但未果,拟联络起初支持变法后转向保守阵营的张仲炘(次山)等9人联衔入告,也未成。于是,他另辟蹊径,直接与庆王联系,并亲往天津与荣禄定计,扮演了沟通京津、传递消息的信使。其实,早在这年六月,杨就与荣禄联系,希望奏调其到北洋当差,因为违例,被荣禄婉拒。但二人始终“暗通款曲”。

   “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

   从种种迹象看,太后训政是庆王与在津的荣禄密谋后促成的。当时与慈禧关系密切、地位之崇隆的王公权贵,非此二人莫属。况且,推动太后训政也是唯一能制止光绪皇帝“冒进”的手段了。

   除了杨崇伊,一些满洲权贵也纷纷前往天津与荣禄商议局势。由于缺乏直接材料,准确揭示这些人的活动内幕仍有困难。据载,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直隶总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据称内中即有怀塔布(时任礼部尚书)、立山(字豫甫,时任户部左侍郎)等满蒙大臣。原来荣禄莅任直督以来,亲友往还京津不绝于道,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另有一说云,“京中有言立豫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七月三十日,荣禄密派亲信张翼自天津乘早班火车进京谒庆王奕劻,呈密信并禀要事。据见过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这些说法看来符合情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也称,礼部六堂官被罢黜后,“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

   经过分处京津的荣、庆两方的密切商议,最终确定由杨崇伊上折请慈禧训政。这个折子在八月初三日递上,前半部分将文廷式甲午倡言主战“遂致割地偿款”、与康有为“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创办大同学会之事一一缕述,重点在责难文廷式;后半部分指责康有为今春以来开保国会、“进入内廷”“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并风传日本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故请求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庶皇上仰承懿训,天下可以转危为安”。

   有论者认为,慈禧是接到杨崇伊的上疏才决定训政的,这有点流于表面了。杨崇伊先后往天津与荣禄密谋,慈禧、庆王都是知情的,采取训政的办法,也是她认可的。杨的上疏,形式意义远远大于内容本身。与其说它是慈禧训政的导火线,不如说它是决定实施训政的信号。

   茅海建教授利用档案材料,精确地考证出慈禧作出离开颐和园回宫的决定,是在八月初三日戌时(晚上八点半至九点之间)。可以进一步推断,这是她收到杨氏奏折后即断然拍板。此前,慈禧已获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将在西苑接见伊藤博文,在“一诏罢黜礼部六堂官”事件发生后,她对正在兴头上皇帝是否会再做一回出格之举——如聘请伊藤为顾问官这样牵涉外交大局的决定,实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只有亲自回宫坐镇,才能放心。

   可以肯定,慈禧不仅决意八月初四日回宫,并且认为宣布训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初五日伊藤觐见光绪帝的外事活动一经结束,皇帝本人便处在太后的直接监视之下,初六日慈禧下旨训政,并下密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荣禄虽然人在天津,但对这些密谋既是知情者,也是参与者,这一点不容置疑。

   对于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以往研究甚多,荣禄与庆王奕劻等满洲权贵于幕后策划,大致可以定论。但是,由于受到康、梁宣传的影响,不少人多将荣禄视为“后党”的核心人物,镇压新党的“帮凶”,予以负面评价,反而很少批评康、梁一派因决策鲁莽而导致局势恶化的举动,这样自然也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

   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活动,需要重新予以研究,其所作所为,并非“后党”“守旧者”概念所能简单涵盖者。尤其是政变发生后,他奉旨回京,极力调和“两宫”矛盾,平衡新旧冲突,千方百计维持时局的平稳,扮演着他人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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