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邻的羊皮
2017-09-21 10:40:16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在大清国的改革进程中,日本总是唱着动听的情歌,表达着“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的高尚情操,为的就是“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我抛却同伴独自流浪,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
  中国强,日本才能强;
  中国好,日本才能好。
  如此动听的说法,出自伊藤博文。这位喜欢留恋风月场所,酒酣之余引吭高歌、翩然起舞的著名政治家,在荣任日本枢密院议长后,来到奉天(沈阳),与大清国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进行了会谈,再度表达了自己对大清政府和大清人民的“深情厚意”。
  那是1909年10月23日。谁都没有想到,这次会谈成为伊藤博文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3天后,随着哈尔滨火车站内的数声枪响,这株日本政坛常青藤随风凋零(参阅本专栏7月6日《哈尔滨的枪声》、7月13日《日本常青藤的枯落》)。

  至于锡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对待中国,伊藤博文一口回绝,他坦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兄弟还是天敌

  伊藤博文的奉天谈话,也可以视作他对中日关系的政治遗嘱。
  谈话开始,伊藤博文自陈:“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即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之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又游贵国,唔见北京亲贵大佬,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亟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佬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时,日本正全力攫取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大清国最为危险的敌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副都统衔奉天巡抚程德全试图通过伊藤博文说服日本政府,“不侵中国行政权及不妨各国均等主义”,但伊藤博文先将自己定位在“游人”的身份,表示不便表态,同时指出:“自甲午以至日俄战罢,日本政府何尝不存退让之心,以待中国自强。惜我让而人(指西方列强)不让,斯不能不并力直追。”
  随后,伊藤博文就中国改革与中日和平的关系,阐述道:中国要自强,目前就该韬光养晦,“趁此和平之时修明政事,要紧着手者一在财力,二在兵力”,但是,改革绝对不可以走过场,“练兵非铺张门面,财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济事”,只有兵精粮足,才能稳固根本,“中国稳固,东亚和平方可永保”。他坦承,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都取决于中国“内政及国基”。至于锡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对待中国,伊藤博文一口回绝,他坦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自然,伊藤博文的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与自我辩护,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矛盾心结: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他们难以等待“腐朽而没落”的大清政权自我觉醒、自我拯救,必须先下手为强,乃至凭借武力入主中原。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明显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它高举“脱亚入欧”的“文明”大旗,以砸烂亚洲一切旧事物并踏上一只脚为己任,极端分子甚至要求日本人应全面与白种人通婚,从人种的根源上进行改良。在这些“脱亚论”者看来,中国就是一块等待瓜分的肥肉而已,日本必须发挥天时地利的优势,先下手为强,“脱亚”的前提是“征亚”。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不少兴亚主义者,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西方列强、是白种人,日本只有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这种种族入侵,因此,日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和协助中国。但因中国过于腐败,而且颟顸傲慢,必须先将它打痛收服之后,两国才能真正结盟,与列强逐鹿。因此,“兴亚”的前提也是“征亚”。
  甲午战争时在军政情报和舆论引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间谍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兴亚主义者(参阅雪珥新作《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10月)。甲午战罢,在经历了短暂的亲俄外交后,大清国上下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在两国兴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两国官方的引导下,中日迎来了长达10年之久的蜜月期,如胶似漆时甚至密谋结成军事同盟。
  而对西方来说,崛起的日本如果唤醒中国,这无疑是宛如成吉思汗第二次西征般的梦魇,由此导致“黄祸论”大行其道(参阅本报6月8日长篇报道《黄祸:中国威胁论的前半生》)。中日蜜月,在日俄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基于同文同种的兄弟情谊,表面上保持中立的大清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日军极大的支持。不仅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建抗俄义勇队,扛起枪炮与日军并肩作战,而且战区周围的清军兵营也经常成为日本特工逃避俄军追杀的避难所,袁世凯、马玉昆等甲午时的坚定抗日分子,此时也纷纷为日军提供情报。日本军方资料坦陈: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中国几乎获得了主场优势,这令其“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
  日本打败俄国后,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大清国,却发现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种兄弟,居然露出了丝毫不逊于北极熊的凶恶面容。日本从俄国那里继承了在满洲的全部特权,并且拒绝归还给中国。同时,为了消弭西方更为强烈的仇日、恐日情绪,日本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兴亚论便被执政者彻底摒弃,中日迅速疏远。
  1909年,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此前一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在澳门海面为革命党走私军火,被大清海军截获并依法没收。但在葡萄牙与日本的巨大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释放该船并赔礼道歉,激起朝野上下同仇敌忾,由此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甚至波及南洋和美国,日本因此在外贸方面蒙受巨大损失。进入1909年之后,围绕着南海的东沙岛(参阅本专栏5月4日《龙旗插上东沙岛》)、中朝边境的间岛及满洲路矿开发(参阅本专栏6月29日《中朝“间岛”争端》)等多个热点问题,中日一度剑拔弩张,日本不惜在中朝边境大举屯兵,而大清则派出了多批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欧美,试图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阻滞日本的侵略(参阅本专栏上期《中美德联盟》)。
  可以说,1909年前后,远东国际问题的核心,就已然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的邻邦俨然成为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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