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后欧盟力量的变化
2017-09-16 09:47:46作者:赵柯 李刚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2014年4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文件认为,一个囊括28国、经济总量高居全球榜首、综合实力雄厚的欧盟,仍是全球重要的战略力量和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这一对欧盟力量的判断成为了此后中国对欧盟战略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政府规划今后5到10年合作蓝图,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更大发展。所以,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这支战略力量的发展趋势无疑将深刻地定义中欧关系的未来。当前国际舆论普遍对欧盟的前途持悲观态度,认为英国人对欧盟说“不”有可能会带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也走同样的道路,最终导致欧盟分崩离析。那么,该如何客观评价英国脱欧后欧盟的发展前景呢?欧盟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向前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是否能够继续走向深入。这两个因素是观察和衡量欧盟发展前景的关键指标。

  欧盟委员会主席、曾担任卢森堡首相的容克在欧债危机爆发前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们都知道欧洲应当改革,以及应如何改革,但我们都不知道,改革了之后我们该如何重新当选。欧洲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首先就是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过高,过分的管制束缚了市场的活力,降低了效率;其次就是劳动力市场过于僵化,劳方的工作积极性和资方的雇工积极性都受到了抑制。再次就是债务水平过高。而欧债危机为改革打开了机会窗口,显然,这次欧洲的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要比之前坚定很多,将危机作为推进欧洲改革与转型的契机和合法性来源,通过改革来提升和重塑欧洲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这已经成为了当前欧洲精英阶层的共识。所以,面对欧债危机的冲击,欧洲国家并没有简单地通过扩张财政和货币来刺激增长,反而“紧缩”成为了欧洲宏观经济治理的主旋律,以降低欧洲内部经济运行成本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成为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取向。

  欧洲此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欧盟成员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危机爆发之后增长速度已经大幅下降,平均增长率稳定在1%左右。从更具体的数据来看,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的欧元区内部相对成本竞争力数据显示,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与峰值相比均明显回落,降幅分别为约25%、15%和10%。希腊和西班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比欧元区刚刚成立时仅高5%左右,而葡萄牙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已经低于欧元区成立之初的水平。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让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竞争力得到了提升。按照欧盟与希腊的救助协议,希腊需要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将一大部分与市场不相对称的公共部门私有化,逐步取消提前退休制度,完善金融漏洞,精简福利制度,放开被监管行业,加强行政部门和劳动力市场改革。总体而言,近年来处于“艰难时世”中的欧洲正力图通过痛苦的结构性改革重拾全球竞争力,实现浴火重生。只要结构性改革的步伐没有停下,现在谈“欧洲的衰落”为时尚早。

  回顾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欧洲人迈向联合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危机与压力,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政治中的棘手难题犹如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欧洲人在一体化的道路上虽然步履蹒跚,但却始终方向坚定地不断前行。作为欧洲一体化的起点——欧洲煤钢联营设计的初衷,是想通过对煤和钢这两种当时最为重要的战争物资的管控,来解决德法之间不再打仗的问题;而欧元的前身——欧洲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欧洲经济装上一道“防火墙”,避免美国当时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所引发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欧洲造成的伤害;1990年,当德国抓住机遇重新实现了统一之后,紧接着,1991年,欧洲领导人就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决定放弃本国的主权货币,建立共同货币欧元。“德国统一”和“创建欧元”在时间上的紧密相连绝非偶然,而是欧洲人为了解决统一后的德国如何不再次成为欧洲大陆和平秩序的威胁,这一当时各国普遍关注的紧迫问题,是力图将德国牢固地嵌入欧洲既有框架内的一种制度安排。享有“欧洲联合设计师”美誉的法国政治家莫奈曾说,欧洲“将在危机中融合,将是应付危机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总和”。 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仍是理解当前欧洲发展趋势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逻辑。

  经过债务危机的洗礼,欧洲人已经从危机之初的不知所措、相互推诿、各家自扫门前雪,到最终协调一致,在欧盟层面成立制度化的应对机制。先是成立了欧洲稳定机制来为出现金融危机的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监管面覆盖欧盟范围的银行业联盟也在不断完善中。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央行也在不断成长,正在一步步悄然地突破欧盟条约的禁锢,从一个单纯以维护币值稳定为唯一职责的“不完全央行”,到果断出手,通过创新政策工具,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经济增长,欧洲央行实现了“华丽转身”,正在成为一个赢得市场尊重和信任的真正的中央银行,针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大规模投机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财政一体化也开始起步,成员国的政府预算如今要先得到欧盟机构的认可,然后才能够在成员国议会付诸表决,这相当于成员国部分地让渡了财政主权,这在几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

  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下,欧洲增强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政策的协调和一致性,在对俄政策上,欧洲基本上做到了“用一个声音说话”,避免了像之前很多观察家所预想的那种困境,因为欧洲各国与俄罗斯之间千丝万缕,但又差异极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利益的纠葛,最终导致欧洲无法有效地形成对俄罗斯的统一外交。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任何单个的欧洲国家都无法应对,解决之道唯有要“更多的欧洲”,而不是相反。大量难民的入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管理、安全和融合问题,也必将倒逼欧洲在内务司法方面进一步将一体化深入下去。欧洲人没有轻易地“浪费”掉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难民危机所带来的变革的机遇,稳步将一体化向前推进。当前的欧盟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或者在英国脱欧的打击下就此一蹶不振,日渐沉沦;抑或在英国脱欧的刺激下,锐意改革,一体化走向深入,欧盟这支战略力量仍然能够“牵动国际格局演变”。

  本文主要观点摘自于赵柯、李刚获奖论文《英国脱欧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战略风险》,作者分别就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和研究生院,本报记者陈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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