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阅兵”疑云
2017-09-16 09:41:14作者:马忠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天津阅兵,是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委派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时清廷做出的决策,原计划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两宫”于同年九月乘火车到天津,检阅北洋各军。

   但是,戊戌政变以来,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宣传,世人多相信这是慈禧、荣禄的阴谋,计划在阅兵时废黜光绪帝。为此,学界还发生过不少争论。笔者认为,从荣禄主持练兵的整个历程看,这次阅兵应属于直隶新政的合理范畴内,并无特别可疑之处。

   “两宫”出京 荣禄出力

   阅兵是晚清军事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治帝(1861~1875年在位)亲政后,就曾在醇王奕譞、荣禄等王大臣陪侍下检阅过神机营。神机营由八旗精锐兵丁组成,采用西式练兵之法,武器也用洋枪洋炮,出身将门的荣禄参与编练并建立军功,由此得到奕譞赏识,官至神机营管理大臣。

   甲午战败后清廷决心编练新军,时任督办军务大臣及兵部尚书的荣禄,也曾在丙申年(1896年)前往天津检阅袁世凯、聂士成所部新军。因此,在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立意学习西方之际,光绪帝陪同慈禧赴津阅兵,不仅是对荣禄练兵的一次检阅,也是对新式军事改革的一种支持。而且“两宫”乘坐火车从北京城西南的马家堡到天津,本身就有趋新意义。

   据文廷式(曾为光绪帝瑾妃、珍妃的老师,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称,“丁酉(1897年)秋间,上意欲于戊戌春由铁路谒陵,恭邸力谏而止”。当时京、津之间火车开通不久,引起年轻皇帝的好奇心,只不过恭亲王后,除祭陵外基本上无法出京的慈禧以一次巡阅近畿的机会。

   据说,帝师翁同龢就反对到天津阅兵,这可能是从节省经费的层面考虑。“两宫”出行无疑会有巨额支出,这对财政困难的户部而言是不小的负担。至于慈禧将在天津阅兵时“行废立”之说,则是康、梁政变后的政治宣传,毫无根据。

   荣禄抵任直隶总督后,即任命下属认真准备此次阅兵,具体负责这项重差的是张翼。张翼字燕谋,直隶通州人,早年为醇王奕譞的侍从。因为醇王之故,荣、张关系也很密切。戊戌时张翼以江苏候补道在直隶委用。荣禄督直后,对张十分倚重。除让他继续担任开平矿务总办这个优差,还把直隶境内的永平金矿交予其招商开办。

   据维新派主持的天津《国闻报》戊戌年六月十六日报道称:“本年秋间皇上奉皇太后慈舆至天津阅操。所有应行预备一切,前已由中堂(荣禄)札委张燕谋观察会同司道及各局、所妥筹办理。”二十二日,《国闻报》又称:“中堂札委司道及张燕谋观察恭办皇差已志前报。兹悉张观察等已禀请中堂即于海防公所西跨院设立‘差务总局’,并请颁发关防以资信守。”

   荣禄不仅任命人员专门办理阅兵准备事项,还成立了“差务总局”的临时机构,又专门从京城奏调来司员数名协助,可见重视之程度。

   戊戌年七月初四日,荣禄上折汇报天津阅兵准备情形。折云:

   此次皇上恭奉皇太后銮舆巡幸阅操,整军经武,无取浮文。奴才惟有仰体朝廷崇实黜华之意,督率恭办差务之司道等,就现有房屋遵旨修饰洁净,并将一切事宜敬谨预备,固不敢因陋就简,亦不敢稍涉铺张,所需经费据署长芦运司方恭钊详称长芦众商食毛践土,感沐皇仁,今逢圣驾巡幸,循案集资报效以表微忱等语。

   也就是说,“两宫”出行阅兵花费,包括拟改作行宫的海光寺、海防公所两处屋宇装修翻新,照例主要由天津长芦盐场一众盐商“集资报效”来解决。不足之数,荣禄表示直隶地方官府将负责筹措,而沿途路桥修缮,则“调集营勇及天津工程局分段办理,免派差徭,以仰副朝廷体恤民艰之至意”。

   同时,荣禄又随折附上“行宫拟修房屋形式及海光寺原屋分别绘图贴说”进呈御览。可见办理细致。经过商议,清廷很快确定了天津阅兵的具体时间和行程。

  “兵变” 图谋  空穴来风?

   接到荣禄的奏报,七月初八日上谕便公布了这次阅兵的行程:

   整军经武为国家自强要图,现当参用西法训练各军,尤宜及时校阅,以振戎行。现择于九月初五日朕恭奉慈禧皇太后慈舆由西苑启銮,诣南苑旧宫驻跸,初六日由旧宫诣新宫驻跸;初七日由新宫诣团河驻跸,初九日阅视御前大臣等马步箭,除奕劻、晋祺(克勤诚郡王)毋庸预备,其御前乾清门行走侍卫等或步射或马射,著先期自行报明,以备届时阅看。初十日阅视神机营全队操演;十一日阅视武胜新队操演;十五日自团河启銮,御轮车由铁路诣天津行宫驻跸,二十五日回銮。其天津应行预备各项操演,著俟驻跸南苑时听候谕旨。

   看来,“两宫”计划先于京城检阅神机营、虎神营后,再乘车前往天津检阅新军。

   七月二十一日,为新建陆军创办武备学堂满两年,荣禄上折请照天津武备学堂成案,酌保段祺瑞等十六员请予奖叙,疏上获准。同日,又奏报长芦盐商一百二十五人,为两宫巡幸天津报效二十万两,奏请褒扬。这是地方绅士为两宫来津先期报效用以修建行宫的款项。

   八月初二日,兵部尚书刚毅等对于随扈官员是否随“两宫”乘轮车由团城往津,抑或调取驼马扈从也特别请示,以便届时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荣禄派人为即将随扈来津的醇王载沣提前预备“行馆”。

   八月初八日,甘肃提督董福祥奏请圣驾巡阅天津时,率部由正定开赴天津以备宿卫。

   从上述情况看,直到戊戌政变发生(八月初六日)的最后一刻,京津两地都在为两宫天津阅兵做周详细致的准备,这次阅兵与后来发生的政变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

   有野史称,天津阅兵上谕发布后,“尤惊动都人之耳目……荣禄虽不甚赞成新政,而于改良陆军之举,则极主持。都中之顽固者,闻太后、皇帝竟欲冒险以坐火车,大非帝王尊贵之道,相顾惊骇。但太后则甚以为乐,谓己从未坐过火车,今初次乘坐,视为有趣之事”。这些说法虽没有准确来源,叙述却合乎情理,大致可信。荣禄既逢迎慈禧巡幸之私欲,又乘机显示练兵成就,可谓一举两得。

   不过,朝野也有不同声音。八月初三日,上海《申报》刊发社论,题为《谏止巡幸罪言》,以上书的口吻,劝谏光绪帝:

   收回巡幸(天津)之诏。改命亲王大臣知兵者,轻骑减从,详校天津水陆各军,庶几糜费节、内变息、外患消,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倘必以天津军事重大,非皇上亲加校阅无以振兴,则皇上出巡,留皇太后监国;皇太后出巡,命亲王大臣扈从。切勿恭泰偕巡,徒博孝名于天下后世也。

   《申报》社论的核心意思,是反对两宫兴师动众去天津阅兵,为的是节约经费。其实,五月初,梁启超曾致信夏曾佑称“覃溪(翁同龢)以阻天津之幸,至见摈逐”,原因也是为了节省开支,但未被采纳。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这也可能是翁氏得罪慈禧,在“百日维新”启动之际突遭开缺的直接导火索之一。

   本专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近代史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政治史和史料学研究。著有《晚清人物与史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合作整理《张荫桓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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