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侯德榜赴日拆机
2017-09-15 11:03:55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47年,经济危机的空气弥漫国中,从年初到年末,南京政府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一个接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只是治标应急之策。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黄金美钞一飞冲天,白米、棉布扶摇直上,尽管宋子文鞠躬辞职,境况也没什么改变。
  内迁的440多家企业中陆续回到上海的大约有250多家,原来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和桂林的迁桂工厂联合会,共同设立了迁川桂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在严峻的困难面前,内迁企业一方面希望优先购买敌伪工厂,另一方面就是优先获得日本赔偿物资,之后他们曾三次组成请愿团,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向社会发出呼吁。
  迁川桂工厂联合会上海办事处在1月17日向新闻界表明对日本赔偿物资的态度。胡厥文、颜耀秋、酆云鹤等企业家发言说,“先期拆迁”的日本工业设备中,应提出十分之一二,作为对内迁工厂的“先期赔偿”,最低限度也须规定价配优惠办法。国民党当局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令他们大为失望(吴频迦《内迁工厂回到上海后》,《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范旭东“永久黄”团队费尽力量建立的永利南京铵厂,在长江北岸,曾是亚洲第一大厂,投产没有几个月,抗战就爆发了,南京沦陷后,厂子被日本三井财阀吞没,1942年将成套的硝酸设备都拆运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接收南京铵厂,发现人去楼空,几经追问,才知设备都被盗运到了日本。李烛尘、侯德榜等向国民党政府申请,要求前往日本拆运,归还原物。国民党当局则托词由盟军总司令部统一处理赔偿。问题久悬不决。李烛尘利用参政员身份向蒋介石当面交涉,认为这不是赔偿问题,是归还劫物,因为这套设备还在使用。在世界化工界享有声望的侯德榜博士在《大公报》发表《向日本拆回被劫去的硝酸装置》一文,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当局无奈之下,只有准予办理。
  1947年7月7日,侯德榜亲赴日本,找到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并几次与远东经济委员会据理力争,对于只能拆原件,不能拆日本换上去的配件之类不合理的意见,他寸步不让,严正指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允许这样做,譬如说日本拆迁了我们一辆汽车,拆走时能行驶,不论他们更换了轮胎还是其他配件,也总得是一辆能开动的汽车才行。否则我们收回做什么?”经多次交涉,美方明知理亏,才同意成套归还,麦克阿瑟正式给日本政府下令。9月11日,经过7周的交涉,侯德榜终于全胜而归,他禁不住叹息说:“我们的新机器经过他们这么多年的折磨,我已经不能全认识它们了,它们真是憔悴不堪。”
  大规模的内战正在展开,企业界没有意识到时代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渴望着早日恢复因为日本侵略被毁损的事业,从头再来,他们的美好愿望常常在冷酷的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
  民生公司陷入了抗战时更严重的困境,因为国民党政府差船太多,不堪重负,让民生人发出“政府刻薄寡恩,莫此为甚”的浩叹。曾以制度健全、运转良好而足以为企业示范的民生公司,曾经被人称颂的民生精神,随着时代的变化、环境的恶化都在消解之中。一向充满锐气、有办法的卢作孚也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厂完全复工之后,产销也不及战前一半,先是缺乏燃料,华东煤矿虽是他自己的企业,所出的煤炭却不能供应自己工厂的需要。接着,资金周转困难,有时连工资也开不了,几次申请工贷无效。从修理到复工不到一年,基本上就停止了生产。
  这一年遵照南京政府《工矿运输事业重估固定资产价值调整资本办法》,商务印书馆可估价增值国币80.5525亿元,比原来股本升值1611倍,而当时纸币贬值为4900倍,80亿元实有资产仅及股本500万元的三分之一,股票行市也只及原实际值的三分之一。永安公司郭琳爽这年8月 4日给郭乐的信中有一句话:“本市殷富之人,多已远避他去,循次以往,将无实业家企业家留沪矣。”
  正当的工商生产事业确实越来越难以维持,中国企业史至此进入了特别压抑的时期,即使外敌入侵,毕竟还有盼望,有等待。此刻,只觉得天空低垂,仿佛压得很低很低,让企业界几乎有窒息之感。这个时代也就快走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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