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展望战后工业化
2017-09-13 13:37:04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对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实业界、新闻界、政府部分有识之士都开始思考战后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当时最有影响的民间报纸《大公报》早在1943年1月21日,就在《战后中国工业化问题》社评中喊出:“工业化!工业化!这是今后我们国家的死活问题!”认为要立国于今日世界,工业化是必须的条件。
  国际上对战后也充满憧憬,由美国四大工商业团体发起的国际通商会议,就是为了协调各国民间工商界,在战后更好地抓住机遇,繁荣和发展世界经济而召开的。1944年11月,有52个国家的代表在纽约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国际民间会议,范旭东、卢作孚、陈光甫、张公权、李铭、贝祖贻等6位中国代表出席,分别代表中国的化工业、运输业、金融业和进出口业。
  在与会代表出国前夕,中国全国工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等许多团体,乃至复旦大学、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对此次国际通商会议都很关心,纷纷举行宴会、座谈会、欢送会,与代表交换意见,希望这次会议有助于战后中国的建设。
  银行家陈光甫起草的“战后初期经济建设计划”,提出战后5年应以5亿美元安定货币,以11亿美元兴建最低限度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并且不分国营、民营,希望政府放弃国家垄断的经济政策,奖励人民投资工商业,扶植民营企业的成长。陈私下曾说,要想安定货币,改革币制,必须把中央银行独立于财政部之外,不许随意支军费、发钞票。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请美国人来主持中国财政”!
  满怀期待的实业家范旭东、卢作孚更是一次次地规划战后的蓝图,迫切地盼望有一展抱负的机会。范旭东一年前就构想了一个“十厂计划”, 要建设10个化工基地,把自己的化工基地从塘沽、南京、四川拓展到青岛、株州等地,就是要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化学工业王国。乘这次到美国开会的机会,他开始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他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谈好贷款1600万美元,引进一系列技术设备。但对外借款需要中国政府批准,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副署签字担保,结果就卡在了宋子文手里。到他死后才被批准,没有为实施他的蓝图派上什么用场。
  卢作孚的情况几乎一样,他和加拿大两家造船公司签订了协议,订造中、大型轮船各6只,造价共需要1500万加元,向加拿大三家银行借款,但需要中国政府向加政府担保,也是卡在宋子文那里,旷日持久都没有下文,好不容易批准了,因为币值的变动而损失惨重。
  这年11月16日,《大公报》发表社评《由中国建国立场看国际通商会议》,希望战后美国能集中财力来开发亚洲,首先致力于工业化中国,同时强调保护投资是中国的责任,择民营之善者予以扶掖,立足于发展民族资本。这些声音只是民间社会对国际社会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善良意愿,最终都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大公报》在5月24日的社评《世界趋势与中国将来》中明白地指出,“中国需要民主化,需要工业化。”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多次发表《发展工业须先实现民主》、《经济界需要民主》等文章。民主化和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体两翼,不可分割的,没有民主化,工业化也只能是水中捞月。这一点,工商界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从一次次沉痛的教训中也领受到了。
  就在这一天,吴蕴初、吴羹梅、胡子昂等89位工商界人士在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大厦集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政治民主、生产自由、人权保障三大要求。几天前,他们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团体的名义联合向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递交《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正式提出上述要求,此举令国民党要人大感意外,因为多年来企业界对于政治总是谨小慎微的。
  9月4日,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30多人联名发表《民主胜利献言》,提出更为具体的9条要求,包括真正实行民主制度,开放言论,兵役、工役及赋税须绝对公正,维护产业界生机等。12月26日,也正是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5个最具影响力的工业团体联合发表《工商界对目前大局献言》,公开提出10项政治主张,包括从速实施宪政、实行民主、组织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保护民族工业等,在山城重庆引起震动。
  曾亲历其事、时任全国工业协会秘书的陈仰之回忆,“一向门可罗雀的全国工业协会,顿时成为重庆各报社、各通讯社记者采访新闻的中心,每天都有成群的记者到迁川大厦来采访新闻,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这个声明在重庆各报纸新闻版头条上发表后 ,也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震惊和恐慌。”这一切,一方面可以说是最有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逼出来的,一方面也确实代表了那个时代工商界真实的声音,注定要成为沉淀在历史深处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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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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