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公债终误国
2017-09-11 10:49:31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10月5日(农历八月廿二),大清国中央领导核心、摄政王载沣,在农工商部一份报告上批示:“著依议,钦此”。根据这份《筹办实业拟借公债参用外国利息富签票办法》,大清国即将开始第三轮公债发行。
  这轮公债具有浓厚的大清特色,融合了国库券与彩票的特点:按照农工商部的方案,总共将发行1000万张,每张面值1元,其中100万张为得奖票,奖金总额为300万元,其余900万张为公债票,“给以轻息而不还本”,年利率2厘,期限为60年,由大清银行担保。农工商部计划扣出100万元为制票、办公经费,政府实收款将为600万元(《宣统朝政纪》卷20)。
  这个方案公布后,遭到了御史黄瑞麒的坚决反对。他在奏折中认为,农工商部发行这一公债,打着学习西方诸国的旗号,但是,“诸国之所以有大国之威者”,并非因为公债,中国要富强,绝不能靠学习这一点。这一公债的唯一得益者,将是农工商部自身,该部不仅因此可得办公经费100万元,而且,所收入的集资款600万元存入银行后,以年利率6厘计算,每年可得36万元,扣除付给民众的年息2厘后,60年间可以获得纯利1080万元。如果每年都搞一轮这样的公债,“源源不绝,子复为母,母复生子,不必兴办他项实业,而农工商部之财,将横绝宇内,诚致富之奇策。”

昭信股票变横征暴敛

  其实,大清国此前已经发行了两轮公债。
  第一轮公债的发行,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期限为两年半,每半年为一期,第一期还息不还本,从第二期起本息并还,每期偿还本金四分之一。这一名为“息借商款”的公债,利率十分优厚,月息高达7厘,而且借款在1万两以上者,均可授予虚衔封典,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但是,最后只募集到1102万两白银,效果很不理想。究其原因,除了仓促上马、规则设计上十分粗糙之外,最为致命的是官僚机器将此“借款”演变为“勒索”。当时的财政部(户部)还相当敢讲真话,给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地方官藉机苛派勒索折》,毫不掩饰地承认:“数月以来,道路传闻,苛派抑勒之风,迄未尽绝。”报告认为,政府的实际借款是有限的,但这一政策却给贪官污吏们勒索提供了无限机会,“不独刻剥病民,亦恐琐屑失体。况乎吏胥之婪索,暮夜之追呼,捐借不分,影射难免,借捐并举,悉索何堪! ”推出半年后,中央就对这次公债的发行紧急叫停。
  4年后(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马关条约》规定的对日赔款第四期即将支付,数额巨大,却毫无着落。此时,担任“右春坊右中允”之职的黄思永,上了一道奏折,要求重开公债,但鉴于甲午年“息借商款”的失败,技巧性地回避了“公债”这一名称,而称之为“股票”。中央很快就采纳了这一方案,并且,为了显示政府“昭示大信”的宗旨,公债被命名为“昭信股票”。
  昭信股票计划筹借1亿两,年息5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分20年还清,前10年付息,后10年分年还本利,股票准许流通,可以抵押、售卖。与甲午年“息借商款”一样,凡购买1万两以上者,均给官衔。
  吊诡的是,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得借昭信股票进行勒索的同时,中央本身却强制各级官员购买,开创了中国公债史上强制摊派的先河。恭亲王率先缴纳了2万两,并且表示这是自己对国家的捐款,“不敢作为借款,亦不仰邀议叙”,随后,王公大臣和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们纷纷跟进。本应以平等主体为交易对象、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公债发行,迅速变成了官员们捐款“报效”的政治秀,中央半推半就地笑纳了,并且对于这些大臣们“深明大义,公而忘私”予以表彰和奖励。这些领导干部们的“报效”,回报率是很高的,如山东巡抚张汝梅“报效”了10万两后,其三个儿子均得以快速提拔。昭信股票迅速成为政治投机的最好杠杆。
  为了调动干部们推进这项工作的积极性,中央明确规定,凡能筹集到10万两以上的官员,将给予奖励,而筹集50万两以上的,可得到破格奖励。为了“追求进步”,也为了弥补自己向组织“报效”后的损失,官员们向中央表完忠心之后,反过身来,迅速将昭信股票再度变成了一场横征暴敛,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摊派,甚至引发了政府与民众的激烈对抗:四川省将昭信股票纳入税收体系,“按粮摊派”,引起中央纪检部门的关注,但全省官员坚决不承认,最后不了了之,引致川省民怨沸腾;山东安丘县、河南拓城县、直隶房山县动用警力监禁商户,勒令认捐,引发全县罢市的严重群体性事件……至于各地官员借机舞弊,中饱私囊,则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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