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走汪精卫 善耆不善骑
2017-09-08 11:12:27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快到年终了,北京照例是格外地冷。
  严寒并没有能阻止各省咨议局请愿代表的上访,他们在中央各个部门不停转悠,递交请愿信,要求提前立宪、早开国会。
  主流史家一般认为,作为中央领导核心的摄政王载沣,对此相当恼怒,因为他并不想真正地实行宪政。此时,立宪万能论已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人们或过于天真地相信,或过于世故地假装相信,只要一立宪,大清国任何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各省咨议局希望这一政改能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社会。深知柴米贵的当家人,显然难以认同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尽管他们也实在希望尽快建立这个能令“皇上世袭罔替”的宪政体制。
  请愿团无疑成了1909年寒冬里一个最烫手的政治烤红薯,各部门领导难以表态,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避开雷区,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铁腕

  只有一个人例外——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这位铁帽子王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方面的各项工作,但并没有直接表态。根据并不十分可靠的史料记载,在谈话过程中,这位京剧的超级发烧友,突然把头上的帽子扔到地上,唱了一句《空城计》中的戏词“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举座愕然,善耆哈哈一笑:诸君莫慌,咱们都是好朋友,你们也不说是代表,我也不说是王爷,横竖咱们乐一晌就得了。一台气氛僵硬的政治谈判,增添了一抹娱乐的轻松色彩。
  后世史家普遍认为,这一戏剧性场景,是善耆在表白:如果“先帝”(光绪)在世, 立宪早已实现,其矛头直指载沣。这种一厢情愿的揣测,其实只是后世史家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使然。善耆虽然是铁帽子王,但“爵位”与“实职”毕竟是两码事,依然可能随时被清理出权力中心,去过那“享受王爷级别待遇”的政治平民生活,他没有任何必要与载沣结怨,更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与载沣有过节,非要在各省代表面前抖落。与其说那是善耆对立宪请愿的含蓄支持,毋宁说是他在一个难以表态的问题上的特殊搪塞。
  善耆基本上是一位善于驾驭复杂局势的好“骑手”。
  在出任民政部尚书的数年间,他成为最为活跃的改革弄潮儿之一,丝毫不亚于当时的地方督抚们。民政部权限很大,既要负责地方自治那样的深层次体制改革,也要承担公安部及新闻审察署的职能,负责全国警政及报刊监察,并且还是首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负责机关。
  在政治方面,善耆的宽容甚至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倾向。对于立宪请愿运动,激进的地方督抚们大多并不能与谨慎的中央保持一致,而善耆就是中央政府中少见的“速进派”。北京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主管官员吃不准如何处理这家天子脚下的抗议团体,怕担责任,不敢表态,也建议善耆审慎对待,最好把球踢给军机大臣们。但善耆却直接批准了。他表示:“凡人民结社立会能不违背法律者,本部即有保护之专责。查国会请愿一事,多系志士热心爱国,以和平主义力求进行,该会既无强挟之要求,即为不背法律,应即允准立案,无庸请商政府,以致多所转折”。善耆甚至“指使”民政部侍郎黎宗岳,出面组织“国会期成会”,创办《国报》,直接鼓吹立宪。
  如此旗帜鲜明,当然是与善耆作为铁帽子王的身份直接有关。此类“太子党”因为掌握着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源,抗风险能力更强,往往能成为改革的有力先锋。
  善耆在推行警政时,就以铁腕著称。为了贯彻治安管理条例,他经常微服私访,有贝勒乘马车超速行驶,并且逃避巡警执法,善耆闻讯后,亲自出面查扣违规车辆,震动京师。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北京巡警执法力度很大,甚至连他的福晋违反交通规则,也照样被处罚,他不仅不指责巡警,反而给予表彰。1908年年底,国家连遭大丧,人心不稳,西方外交官们普遍认为,北京能在这一特殊时期维持稳定,光绪与慈禧的两大国葬皆能顺利进行,颇得益于善耆的运筹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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