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变形记
2017-08-30 10:38:06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时尚猎场

  议会政治迅速吸引了精英人士的参与。从1909年各省谘议局第一次选举结果看,约九成的议员既拥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这些议员兼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精英身份,具有相当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令谘议局迅速成为全面改革的加速器。1910年开始,各省谘议局四次“大串联”,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团,进京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组织责任内阁”,“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以期一年内召集国会”,领头人就是大清国的状元张謇,与海外的梁启超遥相呼应。国家议会(“资政院”)会议期间,各省谘议局再度向资政院上书,并向各地的督抚施压,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一呼百应,中央不得不缩短此前已经颁布的预备立宪期,并且迅速组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责任内阁。
  大清中央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议会(“谘议局”)及地方自治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动员民意,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督抚实行监督和牵制。当然,政治是一种利益博弈游戏,处于夹缝中的地方督抚转而与地方议会全面合作,由此,作为设计初衷的地方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博弈,转化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乃至生活方式,异化为实用政治工具,“宪法”与“民主”成为政争中有力的投枪与匕首。
  曾经是皇帝候选者之一的溥伦,担任国家议会的议长(“资政院总裁”)后,政治立场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天潢贵胄摇身一变成为宪政旗手,不仅不接政府的茬,反而带头“刁难”政府。而且,因为其打着宪政大旗,代表着“政治正确”,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可以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构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因此而认为溥伦是权贵中的改革者,那至少是不全面的。
  权力的本质,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代议机构,正是构建影响力的最好平台,从而能够为体制内的失意者提供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旗手们的眼中,无论红脸白脸,无非都是一场戏,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上位。“不择手段”早已成为大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提倡民主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参阅本专栏8月10日《炸弹与药方》),任何的制度设计最后都被不择手段的权争所污染,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根据媒体记载,1911年资政院召开第二届常会时,议员到会人数很少,但在“支领旅费、公费”的那天,却人头济济。
  曾经被立宪派看做是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后开国会”,不久就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因果颠倒,认为只要开国会就一定能开民智:“吾民资格在争开国会,果能争开国会,则总有资格。吾民之资格在乎争不争。”宪政成为一种权力分割的工具后,各地的谘议局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分离主义,离心倾向遍及全国,一些必须依靠中央统筹才能完成的重大项目,如铁路等,在地方分离主义的干涉下,不仅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与他路联”的“死路”和“不通江海”的“僻路”大量出现,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请参阅本专栏4月6日《大清路权的“出轨”》)。
  地方谘议局及其地方分离主义更是成为“辛亥革命”的真正主力,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依赖黑道和暗杀的革命党还没回过神来,地方谘议局就一哄而上,彻底抛弃了旧的中央政权。而宪政改革却被革命的大潮所中断,一个大的专制者被推翻,无数小的专制者在废墟上立即站立起来,中国再度进入靠枪杆子和拳头说话的历史循环,议会则成为一件时髦的新包装,可以随意剪裁。在整个民国历史中,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议会,都彻底地“橡皮图章化”,革命党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军政”、“训政”作为“宪政”前提的口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遂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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