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瞎”官府
2017-08-25 13:39:01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2月9日,在袁世凯因为“健康问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仅1个多月,袁的亲密战友徐世昌,也从位高权重的东三省总督任上离开,而回到北京出任邮传部部长(“尚书”),接替因腐败问题而被“双开”的陈璧。
  从管理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块块”,到管理油水最足的“条条”,年轻的摄政王载沣还是对徐世昌给足了面子,尽管按照组织路线的山头来划分,徐绝非是载沣可以放手重用的人。

粉墨改革

  作为大清国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东北文治武功均有相当建树。即使年轻一代的领导核心,也能认识到徐的价值。大清国军队年仅22岁的总参谋长(军咨大臣)载涛,从欧洲考察陆军建设回国时,经过奉天(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
  当然,也有愤青们对此不以为然。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说,徐世昌到东北后,干的无非都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先以数十万金建新公署,其奏章曰:以耸外人观听。而此折且发刊宫门抄,外人腾笑。此一小事,足见中国大臣全班之愚陋矣。”
  王照的评价自然相当偏颇,却也描摹出大清国改革的另一幅画卷。时人另有记载道:“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为崇奉西法。”轰轰烈烈的改革,被各级领导干部有效地当做了道具和工具,而政绩斐然如徐世昌者,在官场的同僚看来,最为艳羡的还是那些外在的市政建设。各地官员也莫不倾力在“马路、电灯、军警”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文章上大下工夫,锣鼓喧天,色彩烂漫,改革如戏,梨园一梦,只具有短期的观赏价值。
  粉墨登场是大清国官员们最为拿手的绝活,而其中往往将自己作为舞台的主角,全力打造“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养成了浮夸、疲怠的工作作风。在政治体制改革刚刚启动时,中央就曾经想将改革的刀子对准干部队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监察官员们(“御史”)甚至具体选定了繁琐的官场礼仪作为下刀的对象,认为领导干部们的官威森严,已经成为一大问题。
  御史吴钫在1907年的一份报告(《御史吴钫奏更定官制宜厘订选用升转俸给仪节四端折》)中描绘道,大清国官员的“过自尊贵”已经“相沿成习”:平日深居简出,脱离群众,而一旦离开那奢华的办公场所,则又“盛陈仪卫,道路避人”。改革的成果似乎还是显著的:以往扛着“肃静”、“回避”导牌、挎着腰刀的衙役们,换成了装束精神、扛着洋枪的警察,军乐则取代了敲锣。领导干部们在日理万机中,也还是能抽空心系群众,设立了“接待日”(“告期”),当然,“接待日”之外,恕不接待,违反此规定、非要领导接待的百姓,就是恶性上访,扰乱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不仅接见群众要定日子,连接见下属也同样要有“衙期”。至于“告期”、“衙期”之外,领导干部们都在忙些什么,那自然是大清国的国家机密,与平头百姓没啥关系。
    在珍稀的“告期”、“衙期”到来之时,繁琐的礼仪却忙于包装、凸显领导干部的威严,“于是百姓视州县为神圣,属官视长官如帝大”,而升堂问案的实际时间就更少了。根据记载,在国家机关持久的自我雄起包装下,贵州苗人甚至将所有的官员一律尊称为“皇帝”,而把北京城的皇帝称为“京中老皇帝”。没有史料表明,被称为“皇帝”的大小领导干部们是泰然受之,还是惴惴不安,但遍布史料的是,地方官的确如同小皇帝,恨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也建个天安门、金銮殿。
  追求“更大、更牛、更雷”排场的官场礼仪,其造成的危害是“疾苦无所周知,利弊无以上达”,时人将此归咎于“专制政体养成骄泰之习,数千年于兹矣”。御史吴钫认为,那些“告期衙期、跪拜请安、称卑道小”的“陋习”,会造成“上骄”、“下谄”两方面问题。“上骄”就是领导干部自我陶醉,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并且以自我表扬为主,忘乎所以;“下谄”就是人们在权力面前无法“养成高尚之人格”,官大一级压死人,爹亲娘亲不如长官亲。吴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国民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而这就必须“先使国民有爱国亲上之热诚”,而“官场之仪节不除,则上下之意情终阂”,只有将那些陋习“革除净尽”,才能“通难言之民隐、合已涣之群情”。
  当时,早已经走向世界的大清国,对西方的情势并不隔阂。几乎每一个出访西方的大清代表团,都会注意到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法国等共和国家,“其总统与民相见,称谓同,报礼同,节目疏阔,而情意周浃,皞暤乎其盛也”。大清国那些饱读诗书的使者,都会因此联想到书本中所描绘的上古纯朴社会,联想到“以天子之尊”而“下车泣罪”、“止辇受言”的古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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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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