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如赌
2017-08-23 10:59:13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5月2日(农历三月十三),两江总督端方向中央请示,鉴于两江从农工商部所借的款项,还有大量未能归还,请求中央批准将两江的“捐输”再延期一年。中央领导批转相关部门研究,最后决定同意端方的要求。这意味着,两江将继续获得“特殊政策”的扶持:公开出售官阶(“捐输”)以增加财政收入。
  这时,离光绪皇帝明令禁止“捐输”已经8年,作为首要改革对象的“卖官鬻爵”,却依然是大清国长盛不衰的经济增长点,以支柱产业的姿态,支持着包括改革本身在内的各种白色、灰色、黑色的财政开支。即使睿智、勤勉如端方者(参阅本专栏8月31日《不端的年代》),也不能例外。
  大清帝国官场如市,交投两旺。
  当时专门有一种被称为“赌子”的人为有潜力的捐纳者提供信贷服务,条件就是买官者上任后要聘用“赌子”担任账房师爷,对当官所得利润进行分成……

职方贱如狗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皇帝老子的最大资源就是权力,当然要盘活它。而把权力资源变成资产,不外乎两个办法,一个是“豪夺”,以专政工具做后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你方就得方,要你圆就得圆,但这种方式技术含量不高,吃相难看,后遗症大;另一个就是“巧取”,将一小部分资源提供出来共享,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把官位当做商品来销售,根据《史记》,似乎是从嬴政大帝开始的。秦始皇四年(前243年),因蝗灾大疫,颁发了一个特殊政策,百姓如纳粟千石,则可拜爵一级。史料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促销活动的成果。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业名称的嬴政,不仅在“豪夺”方面成为后世的楷模,其在“巧取”上也展露了极其精明的商业头脑。几千年来一直有八卦传言,说他可能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是这位著名商人的一项极有眼光的战略投资,虽然已经无法对此进行最为可靠的亲子鉴定,但嬴政的这一举动,却似乎很能代表某种基因的遗传。值得注意的是,嬴政并非“卖官”,而只是“鬻爵”,销售的只是一种荣誉头衔,买家并没有机会能真正握上印把子。后世的皇帝们,便没有嬴政这般能够把握分寸,纯粹用虚名去换现金。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因公殉职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史称“弘光”小朝廷,帝国的“权力资产”便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弘光”的“清仓大甩卖”:传统的科举制度被连根改革,不再根据考试成绩,而是根据捐银多寡,进行名次“拍卖”;县级以上三级正官,也一律公开“招挂拍”,于是,还剩下半壁江山的南明官员泛滥,干部成堆,“中书随地有,翰林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时人还填了阙《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荐,
  人才怎比钱财?
  吏兵两部挂招牌,
  文武官员出卖。
  四镇按兵不举,
  东奴西寇齐来。
  虚传阁部过江淮,
  天子烧刀醉坏。”
  满清入关后,时时刻刻以明朝的政治缺失为镜鉴,但也继承了明代的卖官制度,第一动力当然是国家财政困难,需要多方敛财。但是,即使在康乾盛世,捐纳也并没有停止,而其中被主流史学者们容易忽视的是,除了敛财的动机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考量:羁縻人才。天下承平日久,“为士者十倍于前”,而知识分子的出路除了科举做官外,并无他途,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很低。出路影响思路、屁股指挥脑袋,大量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待业”或“失业”状态,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而捐纳就可成为一种有效的减压阀。康熙皇帝曾经高姿态地表示:“国家用人不必分其门而阻其途,实政惠民,不必格于成议而拘迂见。”而雍正皇帝则毫不掩饰,认为正途人员容易徇私结党,因此,保持捐纳渠道,就可以“藉以牵制科甲,庶合先圣立贤用人无方之意。”这自然绝非是为敛财的开脱之词,而是极为深刻透彻的帝王之术。
  盛世卖官,还可算是生财有道及政治羁縻,到了乱世和衰世,就成了饮鸩止渴了。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来自捐纳的收入,成为大清财政的支柱之一。大清国的官场日渐成为“将本逐利”的市场,甚至还出现了集资合股买官的雷人故事。根据徐珂《清稗类钞》的记录,浙江绍兴人蒋渊如,便与四友集资,去购买“知县”。成功后,按照约定,蒋为县令,其他人则分别担任不同职务,“五人者舞文弄法,狼狈为奸,辇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岁可以二十余万”。3年后干部考核,蒋县令因贪腐而被双开,但5人已经“满载而归矣”。
  据说,太平天国的杨秀清就利用清廷的捐纳机会,安排“潜伏”队伍:“挑取端正魁梧者百余人,令其诡捏姓名籍贯,赴京捐输,并指捐省份,至省候补,预伏内应。甚有捐至道府者,一时竟无从查察也。”
  光复会的首领徐锡麟,也是利用捐纳制度,混进了大清国的干部队伍,而且身居四品,成功地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
  捐纳制度还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根据记载,当时专门有一种被称为“赌子”的人为有潜力的捐纳者提供信贷服务,条件就是买官者上任后要聘用“赌子”担任账房师爷,对当官所得利润进行分成,有的是五五平分,也有的是三七开,甚至全部归师爷。这方面最有戏剧性也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胡雪岩投资王有龄,早已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当然,胡雪岩的故事更有人情味,不那么赤裸裸。
  “萝卜”多,“坑”却不多,大量的官员便处于无坑可待的候补状态。根据记载,“宣统末年,在江宁的候补道有三百余员,府、直隶州三百余员,州、县一千四五百员,其他佐贰杂职约二千余员,冠盖荟萃,备极一时之盛。顾此数千候补人员与江宁所设差缺数目相较,仅能得三十与一之比例。”《剑桥中国晚清史》则援引张仲礼《中国的绅士》一书的统计资料,在太平天国动乱过后,大清国有官衔的人群中,捐纳者的比例已经从战前的32%上升到了66%,几乎到了无官不捐的地步。如此广泛的捐纳,当然侵蚀到科举的正途,“小康子弟,不事诗书,则积资捐职,以为将来饭地,故又美其名曰‘讨饭碗’。至若富商巨室拥有多金者,襁褓中乳臭物(指婴儿),莫不红顶翠翎,捐候选道加二品顶戴并花翎也。”(《清稗类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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