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老爷兵”特训队
2017-08-22 10:46:21作者:傅国涌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好不容易从经济严冬中走出的企业家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大难就在眼前,危机已越来越迫近。
  1937年5月,上海地方协会第一次公民训练大会上,金融界、实业界的许多代表人物都参加了,黄炎培提议组织一支年龄不限的特别训练队,将企业家集中起来做训练。这个协会的前身就是在“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硝烟中诞生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申报》老板史量才为会长,随后改组为地方协会,当时上海有影响的实业家几乎都在里面。当时全国都在开展公民训练,以应对即将爆发的抗日战争。
  亲历其事的“灯泡大王”胡西园回忆,参加这个特别训练队的有130多人,都是各企业的头面人物,刘鸿生和两个儿子刘念义、刘念智,荣宗敬的两个儿子荣鸿元、荣鸿三,民丰造纸厂的金润庠,中国垦业银行的王伯元,大中华橡胶厂的薛福基,家庭工业社的陈小蝶,美亚绸厂的朱公权,以及吴蕴初、杜月笙、王晓籁都在其中。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枫林桥一带上操,浩浩荡荡,汽车就有一百十几辆。英国人办的英文《字林西报》因此讽刺这个特训队是“机械化”部队。最初几天,汽车一辆接一辆开过枫林桥,日本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躲在桥边拍照。演习野外战时,也不过从操场走到马路上,后面跟着大排的汽车,随后大家都上了车,很快就到达终点“黄家花园”。黄金荣备下鱼翅宴款待他们。胡西园的自述《追忆商海前尘往事》专门有一节,就叫《一支特殊的“老爷兵”特训队》。
  特训队虽然是这样一群“老爷兵”,每天出操却没中断。“七七”事变之后,直到“八一三”事变的前一天,也就是1937年8月12日早晨,上海的大战一触即发,大多数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准时出操。企业界爱国未敢后人,此举的象征意义是不容忽略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这些养尊处优的企业家,包括许多富二代,能够做到这样,如今看来确实值得肯定。
  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国是谈话会,被邀上山的实业界代表有多位来自这个特训队,如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等,还有郭顺、蔡声白等。
  从“七七”到“八一三”,在日本的飞机大炮之下,东部已没有一块安静的土地,是留下来还是西迁,对于办企业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要把笨重的机器、设备、人员迁徙到遥远的西南,在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下,确是一件令不少人望而生畏的事。但是,范旭东很快就做出了将“永久黄”西迁四川,重建一个化学工业基地的决定,在天津塘沽,在南京北岸,能带走的图纸、能拆卸的机器零件、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都踏上了漫漫迁徙路。到刚刚建成投产不久的永利南京氨厂撤退时,日本的飞机已经开始扔炸弹。到年底,光是上海、无锡炸毁的纱锭就有60万枚。
  荣德生感叹:“如此破坏,实非文明国家所应有也。”荣家的企业大部分没有迁出,只有武汉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迁到陕西和四川。在上海,“味精大王”吴蕴初公开表示:“誓不以工厂资敌”。新民机器厂、上海机器厂、亚浦耳灯泡厂等率先做出迁厂的决定,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由颜耀秋、胡厥文等11人组成。最后陆续迁到四川,参加“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就有近400家各类企业。
  原来特训队的许多人都带着自己的企业踏上了西迁之路。据历史学者孙果达《抗战初期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经过》所记,资源委员会先是给行政院递交了“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经批准,政府给这些工厂提供迁到武汉的装箱、运输、生活等津贴费用56万元,长期低息贷款329万元,划给他们500 亩地皮作为重新建厂之用。
  国民党政府的用意最初只是想把那些对军事有关的工厂内迁。这个提案涉及的有机器厂、橡胶厂、炼气公司、制罐厂、铁工厂、化学工业社等。
  对于国民党政府将迁移企业限于和军事有关的,其他如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都不关心,就连当时的上海市社会局都表示不满,在给实业部的公函中说:“查军用工业战时固属重要,而有关民生之工业在长期抗战中亦不可缺少,况且我国工业基础原极脆弱,而各种工厂又多集中于上海一隅,倘不设法予以迁至后方地带,则其未来直接间接之损失,实堪隐忧。”许多自动西迁的轻工业企业,连一分补助费也没有。即使已承诺的补助费也迟迟没有到位,运输工具的严重匮乏,还有通行证等人为设置的障碍,更不用说天上敌机的轰炸,这一切都为西迁增添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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