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司法 独而不立
2017-08-22 10:44:21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大清国已经进入了宣统新朝,中央纪检部门却还在为上一任领导核心光绪皇帝亲自交办的一桩腐败渎职要案而忙碌:案件的主角是正一品大员、绥远将军贻谷。
  从大清国的潜规则而言,查办一品大员的腐败问题,往往只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的清洗。但这次,似乎并没有高层政治斗争的因素,大清中央实在是想树立一个真正的反腐败典型。

“私法独利”

  作为大清国掌握枪杆子的大腕,驻防将军的人选,必须是绝对能让中央放心的“自己人”。
  贻谷是满洲镶黄旗人,先天可靠,出身没有问题。他还是科举正道出身,点过翰林,“知识化”也符合条件。在“专业化”方面,他几乎是能文能武的全才:从1875年参加工作后,先在国防部(“兵部”)任职,参与海军建设;后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升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八国联军入侵后,他又在危难之中出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兵部左侍郎”),随后再转回文职,担任国史馆副总裁。这样几番磨砺后,就被委以重任,出任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享受部长级别(“加理藩院尚书衔”),直到出任绥远将军,正式掌握枪杆子,文治武功,政绩斐然。
  大清国怕就怕认真两个字,而贻谷就是太认真了,破坏了官场潜规则,最后被人家给“潜规则”下去。事缘他核查边防用款,发现了一笔7年前(1900年)的军械修理费用,实际开支仅774两,而报账报了8475两。几千两银子的事情,在大清官场实在是小数目而已,就算当学费交了,也是“洒洒水”的小CASE。可贻谷一顶真,当时经办此事的部队领导人、原绥远城协领荣昌和原绥远城防御文哲珲,就坐不住了。这两人现在也都是官居一二品的高级领导干部,消息灵通,能量也大,自然是多方传话,希望贻谷顾及领导干部之间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野史甚至还流传八卦段子,说文哲珲试图用自己的小妾对贻谷进行“性贿赂”,但都不管用。于是,文哲珲便抢先动手,在1908年年初举报贻谷破坏蒙满民族关系,引起民族矛盾,“后患堪忧”,上纲上线。恶人先告状后,贻谷举报文哲珲贪污的奏折不久也到达北京,本来一滩清澈的水便开始越搅越浑。
  两位大员互相指责,中央当然很重视,由新成立的法部为主,组织专案组进行现场调查。结果,专案组中实际办事的樊增祥,是贻谷的老对头,趁机报复,给贻谷定了个“二误四罪”。光绪皇帝闻讯大怒,不顾御史的反对和绥远民间的鸣冤请愿,将贻谷“革职拿问、押解来京、监追治罪”,下场与文哲珲没有什么区别。
  不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辞世,政局动荡,贻谷便在法部的大牢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1909年,摄政王载沣基本搭好了管理架构后,法部才开始审理这一大案要案。这一案件牵连到民族关系和边疆开垦,情节复杂,涉案的人、财、物、事庞杂,内查外调需要大动干戈,直到1911年才定案,将贻谷发配新疆,但人还没出直隶,辛亥革命就爆发了。1921年,北洋政府下令为贻谷平反,并予以褒奖,徐世昌总统向贻谷颁发了一块“耆英望重”金字匾额。此是后话。
  值得注意的是,贻谷一案成了当时愤青们攻击“司法独立”的口实,他们坚信这一冤案的背后就是法部受贿,故意把水搅浑,以便“吃了原告吃被告”。大清愤青们编了个段子,将当时正在积极提倡的“司法独立”四字,改为“私法独利”:“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法院)只知道枉法营私,独得利益,不管两造谁是谁非,就如此具结了案。” (民国胡季尘编《清季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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