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跳蚤
2017-08-15 11:07:25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1月14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然(或者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

反腐风暴

  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
  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足疾”开缺回籍(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过完了年,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舆论真是冤枉了陈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反腐vs政改

  陈璧其实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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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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