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末日的预言
2017-08-10 11:09:00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没有舵手的航船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同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中国崩溃。
  尽管日本人主要为了自身利益,但日本人的担忧如同伊藤博文的预测一样,都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否则就成了一种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尤其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而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利,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只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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