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末日的预言
2017-08-10 11:09:00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3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杰出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终于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日本预测大清末日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时,做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博文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请参阅本专栏6月29日《哈尔滨的枪声》及7月6日《日本常青藤的枯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博文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博文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3天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逆耳之言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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