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海防与开海
2017-08-05 08:49:13作者:​马大正 何瑜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清代海防的目标主要是三种人,初为台海的郑氏集团,台湾归清后则是海盗及来自海外的侵略者。近代以前,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我国沿海地区的侵扰仅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不大,清廷水师的任务仍在缉捕海盗,防守海口,“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

清廷治边重点既在陆路边疆,东南有海洋天堑,形格势禁,加之满洲贵族“马上平天下”,不习海战,故对海疆一意防守,而在防守之中隐约可见其戒备防范汉民之心。

万里海疆 汉军用命

清领台湾以前,除津沽为北洋重镇,顺治初年置战船严守外,其海防重点主要在闽浙一带。为防备以郑成功为首的海上武装力量,清廷在沿海立桩界,增设墩堠台寨,驻兵警备的基础上,拨八旗劲旅扎营京口(属今镇江),以镇海大将军统之。另设水师营,造战船以习水战。顺治十四年,清廷命梁化凤为水军都督,率军万人驻防崇明、吴淞。复因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带)三面临海,又设提督重兵把守,以防郑军突入长江。

统一台湾之后,清廷逐步完善海疆防御系统,不仅在台澎地区设官分治,拨兵汛防,而且一改明初将沿海巨岛弃而不守的内缩政策,变为海口与海岛相维、岛屿与海岸并重的全面防御体制。江、浙、闽、广四省沿海地区,明代仅设三镇,且均在内地府城。而清廷则设水陆绿营官兵二十一镇,除省府要害地区外,其余崇明、定海、金门、海坛、琼州、南澳等沿海岛屿均分兵戍守,联络巡防,与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形成以海岸为依托,星罗棋布的东南海疆防御体系。

史载,清前期各省经制马步兵在60万左右,其中沿海水师兵额近10万。但海战为八旗兵所短,万里海疆不得已而用汉军绿营,防范戒备自在意料之中。

早在康熙十九年,郑经败退台湾时,清廷便开始加强东南沿海防御,设福建福州左翼四旗汉军及满蒙步甲。第二年再设广东广州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汉军。台湾归清后,清廷分别于广州和杭州增设驻防八旗满、蒙、汉兵共6200余人,以将军统之,并置绿旗四营兵3400多人。又于福州、京口、杭州等地分设八旗鸟枪、领催、骁骑等官兵,进一步增强威慑力量。到雍正七年,清廷设青州驻防将军,最终完成了以京师为中心,北自盛京南至广州的东部沿海八旗防卫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清廷积极创建八旗驻防水师,以防守海口。自康熙五十五年,清廷在旅顺原有水师基础上,增设金州驻防水师营起始,到雍正七年,建浙江驻防乍浦水师营和广州驻防水师营为止,短短十余年间,八旗水师略具规模,战舰数百,官兵逾万。它与八旗驻防陆师表里相依,扼要戍守,水陆兵额高达35000人,占各省驻防八旗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清廷水师建设,既极大地增加了沿海防御力量,也起到了对水陆绿营的监督与防范作用。

“诸哨络绎,连如长蛇”

综上所述,历康雍乾三朝,清廷逐步在东南沿海形成海疆防御的三条主线。最外一条是以绿营水师为主的海岛防线;居中一条是八旗与绿营水陆相维的海岸防线;内里则是以八旗和绿营陆师为主,连接沿海重镇的东南防线。“诸哨络绎,连如长蛇,群方合作,各如丘鼎”,正是当日这条海上防线的生动写照。

浙江洋面以上,海滨淤沙多而岛屿少,北有辽东旅大,南有山东登莱拱卫京师门户,沿海巡逻捕盗,防守海口,主要为八旗水师。浙江洋面以下,岛屿多而淤沙少,海岸迂回,历来为海疆多事之区,海岛戍守,海上稽查捕盗,海口与内河之防御,主要为绿营水师。

其巡防之规,则沿用明会哨制度。由协领或总兵官为首,各于所治界内,率水师沿海上下,更番往来,诘奸禁暴,两界相交之处,届期会哨,以巡缉情形申报所属将军、总督等稽查。每年定期以二、四、五月为始,至九月事竣回营。“有引避不巡或巡而不周遍者,论如军律”。

但乾嘉两朝以后,随着清王朝日趋衰落,吏治腐败,军伍废弛,海上会哨制度亦形同虚设。

接下来说说清朝前期影响深远的“开海”措施。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宣布江苏的松江、浙江的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为对外贸易港口,并分别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之始,亦是清朝海疆政策的历史转折。

在此之前,清廷实施了展界复业与开海解禁两大措施。康熙二十年二月,三藩之乱基本敉平,海上郑氏败局已定,康熙帝审时度势,及时接受了福建督抚姚启圣等人题请,将福建沿海展界,“使迁移人民复业”,即恢复迁界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但仍禁止出海贸易,“严行察缉与台湾郑氏交通者”。台湾刚刚平定,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清廷即命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广东、福建,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江南、浙江,主持展界一事,“令民耕种采捕……勿误来春耕种之期”。

随着展界工作的完成,开海贸易便提到议事日程。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廷允许浙江沿海商民,可驾500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同年七月,因闽粤两地迟不议请海上贸易一事,康熙帝曾质问席柱等人“何以不议准行”,决定立即实施开海贸易,其目的康熙帝自己阐述得十分清楚:

“向令开海贸易,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丰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同年十月,清廷正式宣布解除海禁,令满汉人民“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

“开海”“禁航” 左右互搏

清初开海后,明清两朝300余年的海禁政策一旦明令解除,东南海疆形势登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海上贸易盛况空前。“商舶交于四省,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喇加、浡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琉球诸国。”“江海风清,梯航云集,从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据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约73年间,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达3017艘,而往南洋诸国贸易的船只更是与日俱增。如康熙二十四年,从福州、厦门等地开往雅加达的商船仅有10余艘,四十二年有50余艘,到康熙五十五年则多至千余艘。而世界各国的商人亦纷至沓来,几乎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关系。史料记载,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72年中,来华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达312艘。

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康熙帝对外的宽容政策,很快出现了两个明显的效果:一是海外华人急剧增加,二是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日益频繁。自海禁开放以后,那些深受海禁与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贸易船只,无分大小,络绎而发,只数繁多……且籍公行私,多载人民……相引而至外国”。仅康熙二十七年一年中抵达日本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00人。

到乾隆朝后期,在荷兰统治下的巴达维亚有华人10万。而来华外国传教士人数也倍增。康熙三十四年,在华传教士有75人;康熙四十年,猛增到167人,足迹几遍中国各地。另据教会统计材料,到康熙二十九年,中国内地民众入教总人数,已有30万之多。

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频繁的接近和交流中,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当此类冲撞威胁到王朝利益之时,作为传统卫道士的康熙帝,必然会受到震动,改变初衷。

康熙五十六年初,清朝的“南洋禁航令”,便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出台的。

本专题文章由马大正、何瑜合作撰写。马大正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等学术专著多种。何瑜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清代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海疆史、清代边疆民族史,参与写作《中国边疆经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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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家佳 sunjiajia@cb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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