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我们”的中国
2017-07-29 09:12:09作者:袁剑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拉铁摩尔的一生,传奇而又坎坷。

   他的童年在中国度过,青年时代则在欧洲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回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将近20年,这样的经验足以养成其个人秉性并维持一生。与同一时代在华成长的美籍文化名人,如女作家赛珍珠、《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及汉学家富路特等不同的是,他并不是传教士的孩子,基督教对他的熏陶远不如对上述各人那么大。对于研究的指向问题,拉铁摩尔自己说过:

   “我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他们来考虑……我研究中国的第一个方法仅仅是应付生活中的普通问题。这与其他外国学者的作法大相径庭,他们同多少身居上层的人士接触,然后试图发现下面在发生什么事。”

   在不经意之间,这种眼光向下的做法实际上使他的研究抹上了人类学的光彩,从此跟既有的纯文献研究区别开来。尽管他曾对自己未能入大学接受正式教育而遗憾,但学院派之外的生活,却为他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20世纪40年代,他有机会参与到二战特别是中国对日抗战的高层政治事务当中,却无法真正介入中枢决策;二战结束后,他怀抱学术研究的雄心,却又饱受麦肯锡主义的压迫,最终不得不带着他的蒙古弟子远走英伦。一波三折的生活磨难,始终不能改变他将学术关注重心放在中国以及蒙古这一欧亚大陆中心地域的初衷。

   在生活、兴趣、政治、地缘的四重纠结下,拉铁摩尔可以说是孤独的,又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是无法复制的。或许有人会拿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作比较,但两人之间虽然过从甚密,各自的阅历与学术路径却不尽相同,与主要依靠文献档案从事研究的费正清相比,拉铁摩尔的成就更多仰赖他的广泛游历与田野实践。

   如今,或许我们可以重走“拉铁摩尔之路”,却早已不能再置身他当时所处的那种“原生态”——常常游离于国家力量控制之外的内陆亚洲文明与社会的样态。我们也远离了改变世界力量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不再有机会见到第二个这样的政治奇人——既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又是中共的同情者。他是“边疆”研究界一个真正的传奇,一部到头,难有续集。

   幸运的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研究和蒙古研究,并没有因为“麦卡锡主义”的无端打击戛然而止,反而在欧洲焕发了第二春,英国利兹大学的中国研究,以及后来剑桥大学的蒙古-内亚研究,都在拉铁摩尔的努力下迅速崛起,逐渐成为引领欧洲蒙古-内亚研究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来说,蛮横的麦卡锡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反倒促使他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当然要归功于其个人才能和不懈努力。他把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诸种学科的治学方法融会贯通,运用自如;他没有受过正规理论教育的“缺失”,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方法,与在实地生活、考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相辅相成。

   但反过来,我们或者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麦卡锡的恶意指控,借助二战之后美国作为世界力量新中心的强大文化和学术地位,加上拉铁摩尔此前20余年间在中国积累起来的深厚政界、学界资源与人脉,他是完全有可能打造一个具有广泛学术和现实影响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派,其影响力会不亚于人所共知的美国近现代中国史研究旗手费正清。历史不能假设,但拉铁摩尔所尝试的方法、所采取的观察角度,充满创新和突破,它必然会对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拉铁摩尔的历史观与边疆观仍然是有所欠缺的。正如日本学者毛里和子(政治学家,早稻田大学政治与经济学院教授)所指出,“他几乎没有将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纳入视线。在研究各种事物时,他常常先活跃地思考,并且历史比较论先行,其次才是事实考证。另外还感到,他还没有完整地掌握中国社会的空间发展和内在发展之间的关系”。

   如今,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边疆研究的逐步发展与深化,拉铁摩尔和他的思想资源,必将重新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尽管生于20世纪之初的拉铁摩尔所做的一些具体研究,今天看来多少有些落伍了,但他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冲击和思路启迪都是巨大的。

   在又一个新世纪的起点上,在我们关注中国、研究边疆、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这位曾经的拓荒者与思想者的启示,需要他所秉持的那份梦想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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