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口述:“珍珠港事件”前后
2017-07-29 09:09:13作者: 拉铁摩尔 来源:中国经营网 评论:

   1941年深秋,不仅蒋介石,而且每一个在重庆担任要职的人,都非常关注日美之间正在华盛顿进行的一系列谈判,我不相信蒋介石本人曾考虑过与日本人达成协议。

   我认为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在实际的力量对比中,苏联和美国最终都将钳制日本,因此中国同华盛顿和莫斯科保持公开的联系渠道,而不是企图与东京订立任何密约,这一点变得更加重要。我本人也反对中日之间达成任何协定,它名义上是主权国家间的协定,实则将中国置于附属地位。

    “美国的任何绥靖之举,对中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在日本,近卫亲王(编按:指近卫文麿)——1937年我在东京见过他——于1940年7月获任命为首相,但到了1941年10月他被头号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将军取代,东条是第一个没有辞去军界职务便上任的日本首相。我想,近卫已经预见到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危险。但是不管近卫及其朋友们试图与中国人达成任何协定以结束战争,这些努力都难以奏效,因为无论近卫提出什么条件,它们都会被军国主义者弄得如此苛刻,以致中国人难以接受。倘若日方曾希望有这种可能性,我认为那是一厢情愿。

   蒋介石对我说:“如果采取任何与日本人搞缓和的措施,就会鼓励这里潜在的汪精卫们,并削弱我领导中国抗日的能力。”他担心美国人在抚慰日本方面走得太远,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日本南进的危险,并且美国人没有认真对待中国的警告,以为这只是要吓唬美国采取比较强硬的对日政策。由于知道罗斯福实际上偏重欧洲,主要考虑的是支持英国,因此蒋担心华府为了英国利益可能会牺牲中国利益。他也晓得自从纳粹入侵苏联之后,中国在罗斯福心目中已降至第三位。

   蒋介石用上述措辞跟我讨论这一问题。他不相信美国国务院,并担心那里的人一味地绥靖日本,他要我起草一份给华盛顿的急电。于是我按照为蒋效职之初就确定的程序发了封电报给居里(编按:劳克·居里,时任罗斯福总统助理,1941年初曾作为美国官方特使访华)。

   后来这份电报被说成是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主动发给我的老朋友居里,企图影响美国政策的。但是,如同前面解释过的,从我这里发给居里的电报的实际作用,不是阐述我个人的观点,而是通过居里让罗斯福总统了解蒋介石的看法。如果电文中有我不赞成的内容,我不会同意发出任何电报,但是我赞同蒋介石的信念,即美国的任何绥靖之举,对中国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有些人觉得,我比实际上更接近罗斯福总统,然而与他们的想法相反,我对在华盛顿进行的谈判的内情,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不过,我不相信野村吉三郎大使率领日本代表团恰在袭击珍珠港之前被派到美国是为了欺骗美国人,我也不认为关于罗斯福实际上希望日本发动这种攻击,以使他能够动员国内支持的推测站得住脚。

   看起来倒是日本陆海军中的侵略分子认为,乘欧战和纳粹进攻苏联之机,夺取英、荷、美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属地的时机已到。日本自1941年7月以来就在法属印度支那(编按:大致相当于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站稳了脚跟。

    “今天有许多事情要干,我得做好准备”

   1941年12月初,我计划回美国度假。原因之一是我得了恶性痢疾,由于那时对这种病尚无有效的药品,我必须回到美国接受治疗。我猜想蒋也希望我从华盛顿回来时,能向他报告哪种政策在华府占上风,谁在那里最有影响。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一周或十天前,我做好了启程的准备;但事件发生的前几天我接到蒋的一个口信说:“局势不稳。由于你必须途经香港,飞越太平洋,最好在动身之前稍等数日。”

   后来我听说,蒋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一周前,有人看见日本在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城市领事馆的烟囱冒出黑烟,看来很像是在烧毁秘密文件,这反过来意味着日本将采取把该地区卷入战争的激烈行动。

   12月8日凌晨(重庆当地时间,华盛顿时间是12月7日),我接到一个可能是董显光(编按: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贴身随员之一)打来的电话说:“不要搭乘去香港的飞机。日本人已经攻击了珍珠港。这意味着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他们也要进攻香港。”第一条消息只是告诉我夏威夷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详情不得而知。我的直接反应是:“今天有许多事情要干,我得做好准备。”于是我径直回到床上重新入睡。妻子常常嘲笑我对她的询问的回答:“你得知那个消息后干什么去了?”

   我想大约是在那天上午10点或11点,我被叫去参加一个仓促召开的高级会议,讨论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什么。蒋介石看起来像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并照例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我不记得与会的确切人数,不过大约有十到二十人,都是高级军官和蒋最信任的政治顾问。

   让我发言时,我讲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的一次打击并没有摧毁美国的力量,美国肯定要重返战场,以甚至更强大的活力投入战斗。他们知道我与重庆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都没有直接联系,于是决定等一等,看看罗斯福总统会不会通过居里给我捎来什么消息,也等等看他们驻华盛顿大使馆发回的报告。

   会议要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是:“这是否意味着日本人将同时在中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回答是:“不会的。”我猜测当太平洋战争开始时,蒋并不完全高兴;但他肯定觉得有道理,因为他对日本未来行动的分析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他在一个方面肯定感到高兴。珍珠港事件意味着美国现在不仅正式地而且彻底地加入了战争。他认为虽然同盟国将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遭受严重损失,但最终它们,主要是美国,将恢复过来,打败日本。

   蒋介石从未向我提起过,但事后看来,他可能希望发生什么事。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似乎是这样盘算的:“日本的对外扩张之举现在把美国卷入了战争,这将消除日本对中国的压力。美国非常强大,不会被日本击败。这只是意味着战争将持续更久;但会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将属于获胜的一方。美国让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苦,现在也让美国人吃点苦头。”

    “他的长远眼光是为他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

    在某种意义上,蒋痛感美国并未充分理解日本入侵给中国带来的苦难。由于美国的力量将确保战胜日本,他得出了另一个结论:“现在我们必须加强作战,从我们这边增加对日本的压力,以加速它的战败。”他的打算是:“让美国人去打败日本吧,中国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直到可以在中国战场上借助美国的力量打击日本为止。”换句话说,他的长远眼光是为他自己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不是与中共和残存的统一战线——它已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妥协,而是可以迫使共产党和整个中国接受国民党以他所预见的形式进行统治。

   根据我的记忆,周恩来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如果他来了,我相信自己该记得。不过,珍珠港事件后,我很快同他讨论了美国参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然我没有告诉他蒋介石的想法,而是询问周对新形势的见解。我对周说:“我认为这是从中国一侧进攻日本的机会,这样不仅可以削弱日本转向东亚的理论,而且能够恢复中国的斗志,因为进攻者的士气总是会高于防守者的士气。”周说他的想法完全相同,现在是中国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的时候。我不晓得珍珠港事件后蒋和周是否讨论过局势的转折,尽管我敢说那不是不可能的;但周和蒋当然都没有跟我谈起对方讲了些什么。

   这里我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蒋介石对局势的分析,到此为止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珍珠港事件后却成为其灾难性失败的开端,因为对战争采取消极态度直接违背了关于勇敢、英勇抵抗、战斗到底、爱国主义的宣传,也与政府开展的其他一切宣传相矛盾。如果行动上不按照宣传的那样做,久而久之,就会使作战部队士气沮丧。

   与此相反,中共方面从珍珠港事件起愈来愈处于攻势,常常在与敌人接触的地方尽可能地骚扰日本人。这样他们增强了自己部队的斗志。结果,战争结束时,蒋的部队在人民眼中成为消极的士兵,共产党和游击队被看作积极的战斗者。由此一来,民族主义的情绪便从蒋介石手中转到了共产党手中。他们被认为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也是为全中国而战的积极的民族主义者。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自然迅速地从属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首先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海战,然后是在中国和日本沿海登陆。蒋介石和华盛顿都一致认为,打败日本的主要努力将由美国承担。不过,对于战争实际上应怎样进行,蒋和华盛顿的看法之间出现了分歧。蒋希望保存自己的力量直到美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样在战后中国,国民党便可以较大的优势超过共产党。

   但是,美国人更担心他们的部队在日本和中国沿海登陆会遭到严重损失,希望中国自己采取行动为此作准备,比如,在登陆到来之前摧毁或者至少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由于美国希望中国以最大努力来削弱日本,因而他们比蒋本人更赞成蒋军与红军及其游击队之间的积极的统一战线。这一矛盾——它使重庆和华府之间的关系紧张——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本文节选自《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中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印行)第六章《战争岁月》,原作由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中文翻译。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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